春秋时是曹国的都城，但曹国一向渺无声誉，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由于鸿沟运河系统的开凿，陶便处在“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④⑨]，它南通吴越，北适燕赵，东接齐鲁，西连韩魏，成为列国瞩目的水陆交通枢纽。齐鲁的丝麻，郑魏的五谷都在这里集散。范蠡居陶，“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⑤⑩]，富甲天下。陶的兴盛既由经济因素所致，政治变迁对它的影响相应就小得多。春秋末年，曹为宋国所灭，战国时又被齐秦争来夺去，却并未削弱其经济中心的地位，仍是饮誉遐迩的经济都会。卫国这时也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卫都濮阳通过济水可与定陶联络，又是齐秦东西干道的必经之地，还是大梁与邯郸之间的交通中间站。如此有利的交通条件，使濮阳商业的发展与陶也不相上下，故时人有“富比陶、卫”[⑤①]之称。由于鸿沟运河系统水道纵横，新兴的经济都会尚有获水睢水之间的睢阳，获水泗水之间的彭城，以及与睢阳、彭城同在此一大水道网附近的陈与寿春。此外，“西贾上党，此贾赵中山”的温轵，“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的洛阳，“北却戎翟，东通三晋”的栎阳[⑤②]，这种陆路交通线上的商业城市亦为数不少。拿栎阳来说，它作为秦国都城的时间只有三四十年，自不是什么重要的政治中心，却“亦多大贾”，有着繁荣的商业活动。“从调查所获的各类现象和实物标本来看，这个城市似乎是先起造各类建筑，以后才围做城郭的”[⑤③]。这些情况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商业城市都是在政治中心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也有一些城市由于交通便利，工商业的发展和人口的聚集，而逐渐发展演变为经济都会的。
⒉大手工业城市
当时的大手工业主要集中在采矿、冶铸、煮盐、造币等生产部门。无论是官营或私营手工作坊，规模一般都比较大，手工工人动辄上千人，其中相当数量的是有一定依附关系的“自由”劳动者。在私营手工作坊，“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⑤④]。这些“依倚大家”的手工工人主要应是雇工，奴隶劳动的数量不会太大。据统计，十一世纪英国西部一些铁矿业中心城市如格洛斯特有３０６５人，赫里福德有１２００人，德罗威奇有１０００人[⑤⑤]。象这样的工业中心城市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决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如赵都邯郸故城内，曾发现冶铁、制陶、石器、骨器等手工作坊遗址多处，其中三处比较大的炼铁作坊应是官营的，而那些有少量铁渣的地方，则应是私营冶铁作坊所在[⑤⑥]。郭纵就是当时邯郸经营冶铁业的大手工业者。传世币中有“甘单”（邯郸）字样的尖足布，说明邯郸不仅是一个冶铁中心，还是一个重要的铸币城市。猗顿经营池盐的猗氏这个地方，可视为一个盐业城市。巴邑有寡妇清家族世代经营丹砂矿，应是一个矿业中心城市。楚国的宛更是一个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宛钜铁釶，惨如蜂虿”[⑤⑦]，其兵器之锋利使强秦深感不安。后有大私商孔氏在此冶铁为业，“家致富数千金”。而“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谷阳膊、宛冯、龙渊、大河；皆陆断牛马，水击鹄雁，当敌即斩”[⑤⑧]。棠溪属韩，以它为中心铸造兵器的城市就有五六个，从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冶铁工业带。黄国故城仅２．１年平方公里，却有十二处青铜冶铸作坊遗址，范围大的占九处，以生产礼器、兵器为主，当属官营手工作坊；范围较小的以生产日常生活用品为主，应属民营作坊[⑤⑨]。所以它也算得上一个大手工业城市。此外，当有数十个铸币城市亦属此类。
⒊中小工商城市
这类城市以郡县所在地为多。它们远离内河通商大道，也没有大型的矿冶手工业，于是与大量的贸易往来无缘，自然经济的色彩较为浓厚，属于当时城市发展中步伐比较缓慢的一类。如扶沟古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现存墙基宽２０米，高２—８米不等。城内总面积４０万平方米，建筑有序，街道规整。城墙外仍保留着城濠遗址，宽２０—４０米，低于地平面２—１０米，濠内至今绿水清澈，环城而流。在这城墙和城濠的后面，也有各种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从城内清理出的一座东汉时期的冶铁炉看来，估计冶铁、冶铜及其他自产自销的民间手工业在东周时期就一直比较兴盛。加之城内出土有大量的战国货币，可知此地亦有较为兴盛的商品交换活动[⑥⑩]。这种城市就是比较典型的中小工商城市了，并且在当时整个城市数量上居压倒优势。
⒋文化城市
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被打破，民间私学迅速兴盛起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也就骤然增多。这些用文化知识武装起来的人，便成为城市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孔门高足子贡除为官从政外，还“与时转货赀”，“亿（臆）则屡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