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市场交换活动的兴盛。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和部分农产品的商品化，直接促进了市场贸易的繁荣。春秋战国时代，“前朝后市”的建筑模式还依稀可以看到，如秦都雍城遗址，其城区中部偏南为宫殿宗庙区，秦市则位于城内北垣偏东３００米处，其位置完全符合“前朝后市”的格局[③⑩]。“近三万平方米的市场面积，以及咸阳器物长途贩运到这里交易，说明当时雍城的城市经济十分繁荣，商品生产相当发达”[③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些大都市的市场已开始突破传统的“前朝后市”的建筑模式，如临菑的市置于非宫城所在的大城东北部[③②]；纪南城楚郢都的市在城东部；郑韩故城的市在郭城中段偏西处；燕下都的市在东城（内城）南部[③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多市制”已经产生。文献记载齐国存在“宫中七市”[③④]和“国之诸市”[③⑤]。齐国陶器还有“中市”、“右市”等印文，燕国亦有“左市”印文，“可知当时大都邑设有几个市”[③⑥]。郑国的都城内也有多处贸易市场，特别是“逵市”[③⑦]之称尤饶兴味，当是大道逐渐发展为商业区而得名。市场上“湫隘嚣尘”[③⑧]，从事商品交换的人相当多，“朝则满，夕则虚”[③⑨]。“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④⑩]。“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④①]。繁荣的市场贸易活动并不单纯以满足统治者的奢侈需求为限，而与人民大众经济生活紧密相连。齐景公时，以晏子之宅近市，每天脏乱嘈杂不堪，“欲更晏子之宅”，晏婴拒绝说：“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④②]这说明身为“小人”的平民大众无日不与市场发生密切关系，即使象晏婴这种自谓“小人”而实非的统治阶级成员也是依赖于市场而生活的。不只如此，市场所得的工商业税利即关市之征，还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之一。当王室和各诸侯国相继铸造金属货币以取代实物货币后，征取“关市之征”也就有了便利的物质手段。过去“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④③]，现在一变而为“*[亻+甾]价之关，暴征其私”[④④]。晋文公“轻关易道”[④⑤]，臧文仲“废六关”[④⑥]之征，都说明关市之征有日渐加重的趋势。齐桓公十九年，管仲“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④⑦]。这２％大概就是春秋时关市之征的常例税率。战国时，有“什一，去关市之征”[④⑧]的记载，表明税率指标从２％提高到１０％了。这就反映出当时市场交换关系的发达，使统治者要从中分肥的欲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得多。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城市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出现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工商业日益繁荣，城市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只有到这时，城市才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而具备与乡村经济相分离的条件，真正发展为有大量８商品集散的经济中心。

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虽已成为工商业中心，但其经济模式和发展程度并不完全相同。依其主要经济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⒈交通与商业城市

　　一说到商业城市，人们便以为，在那些列国都城所在的政治中心，居住着庞大的统治阶级寄生群，由于他们奢侈性消费生活的需要，使城市出现了畸形的商业繁荣。这样看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还有些城市政治中心的作用并不突出，只因为处在四通八达的交通线上，也就发展成为相当繁荣的商业都会。最有说服力的材料莫过于“陶、卫”兴盛的事实。陶在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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