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

　　第一，资本在城市的相对集中。我们这里所说的资本，与带来剩余价值的现代资本是不同的。对手工业者来说，“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体现为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是与所有者的完全固定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完全不可分割的”[①④]；对商人来说，是指前资本主义社会靠贱买贵卖以剥削小生产者剩余产品的商业资本。这两种资本在当时都比较发达，从而加速了城市货币财富的积累。城市个体手工业发展起来了，专业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出现了“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的盛况。同时，还出现了不少经营盐铁业的大手工业者。诸如：“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①⑤]，等等。盐铁产品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自己不能生产便只有仰给市场的供求，这样，城乡人民之间“以粟易械器”，“陶冶亦以械器易粟”[①⑥]，便产生了城乡间对等的商品流通关系。于是“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表现为商业和生产的分离，表现为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形成。”[①⑦]如果说，春秋初期经商还不足以牟大利，有如管仲那样仅能养家活口的话，那么，从春秋中晚期直至战国，经商就成为“用贫求富”的一条通衢大道了。在这个通衢大道上奔走着一个庞大的商人阶级队伍，其“家累千金”的佼佼者便成为商人资本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如绛之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①⑧]；完全靠自己的经营打出了天下。郑商弦高在西市于周的途中，竟能以国君之礼，“以乘韦先，牛十二犒（秦）师”[①⑨]，其财力之富厚可见。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家累千金”，以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②⑩]。范蠡弃官从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范蠡）”[②①]。白圭经营丝漆谷物，生财有道，享有“天下言治生祖白圭”[②②]的盛誉。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②③]，以此从事政治交易，位极人臣。这些富商大贾以及大手工业者活跃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使城市积累起最初的资本，极大地增强了域市的经济实力。

　　第二，官府手工业商品经济色彩的日渐浓厚。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对部分盐铁产品曾一度实行过专卖政策，粮食平籴政策也先后在齐、越、魏、秦、楚等国实行过[②④]，这种由官府自行经商的活动，自不待言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我们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在城市手工业中占有相当比重的官府手工业，也从过去与市场经济完全绝缘的狭小天地里走了出来，开始涉足流通领域，从而使城市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在当时官府所经营的冶铁、煮盐、铸币等三大新兴的骨干手工业部门，都有不同程度的商品经济成份的渗入。在东周列国的城市考古发掘中，其官营冶铁作坊的出土文物除有统治者所需用具和武器外，还有一个现象曾多为学界所忽视，那就是为一般民众所需生产和生活制品的出土，如刀、削、斧、斨、凿、锥、锛、锄、铲、钁、镰、犁铧等。这些铁器或铁范，在燕下都、侯马、郑韩故城、中山灵寿故城、阳城、古薛城等官营冶铁或铜器作坊遗址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发现。在河北兴隆大副将沟曾发现大量战国晚期铸造农具的铁范，有锄、镰、钁、斧，其次是凿和车具范。在镰、凿、钁、斧等范上，都有“左廪”二字铭文。廪为粮仓，“左廪”说明这批铁范是燕国地方官府粮仓下设的铁农具作坊为生产铁农具用的[②⑤]。据云梦秦简《厩苑律》规定：“假借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勿受责”。这里的铁器为官有铁农具，并对那些无力购买农具的农户实行借给制，只要在生产中逐渐损毁的，官方只需登记上帐并收下废器，而借器人并不须赔偿或受罚。这说明官营冶铁作坊生产的铁农具并非无偿送给农民，即使借给也是有条件的，所以其主要目的应是向农民销售，以发展生产，增强国力。这样做就不免使官营冶铁业部分地打上了商品经济的烙印。官营煮盐业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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