⒉政治分立局面的形成

　　从春秋开始，周天子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形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各大诸侯国再也不受周天子的控制和约束，为争夺财富和领土展开了激烈的争霸和兼并战争。战争之连绵不绝，使筑城成了立国的根本。“凡欲安君治民，兴霸称王，从近制远，必先立城郭设守备”[⑦⑥]。统治者要真正使城市坚不可摧，还必须“通商惠工”，大力发展工商业，以增强城市的经济实力。又由于各国会盟和战争的需要，无不重视交通道路的整治。如鲁襄公时，郑国子产至晋国，就曾责备晋国不能续文公之业，“以时平易道路”[⑦⑦]。“吴城邗，沟通江淮”[⑦⑧]，更是运河开凿的巨大成就。西周的主要交通线仅限于宗周与成周之间，所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⑦⑨]。到春秋战国时，则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如“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⑧⑩]。列国注重对交通的开发，便利了商旅往来，适应了城市相互之间和城市与外界之间商业往来的需要，加速了城市向经济中心迈进的步伐。

　　⒊科学技术的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逐步深入，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单从矿冶方面来说，不仅采矿知识有了增进，冶炼技术也有了划时代的突破。《管子·地数》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反映了人们在探矿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大量的找矿实践中，人们发现了矿苗与矿物的共生关系，即“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鈆（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矿者，其下有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⑧①]所谓“山之见荣”就是矿苗的露头。铁矿表面高价氧化物呈赭色，铅与银共生，这是为现代矿床学所证实了的。尤其是在冶铁技术方面，这时已取得三项重大进展：一是生铁冶铸技术的出现，使生铁可以作为原料直接铸造器具以用于各个生产领域，二是锻钢技术的出现，给社会生产提供了锐利坚韧的铁制原料；三是铸铁柔化技术的出现，增加了铁制品的强度和韧性[⑧②]。这就极大地推动了冶铁手工业的进步，使不少工矿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如战国时阳城（今河南登封告成镇）西北部的“少室之山”，人们发现“其下多铁”[⑧③]，确为建国后的地质勘探所证实。有此丰富的铁矿资源，阳城便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城市。

　　⒋城市本身的向心力作用

　　城市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自身就会产生一种推与拉的力量，导致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去从事工商业活动。由于城市商品经济对乡村自然经济的冲击，便产生一种推的力量，使部分债台高筑的破产农民涌入城市，去谋求生存之路。齐国刁闲使用“贱奴虏”以“逐渔盐商贾之利”，其中或有这种破产农民得以“自饶而尽其力”[⑧④]。同时，城市的富有生活和从业门路的广泛，也产生一种拉的力量，诱使一些乡村青年男女去城里寻求富裕的生活道路。如吕不韦就曾对他的父亲说：“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遗后世。愿往事之。”[⑧⑤]看来，吕不韦早年或许是一个务农的青年，他从“力耕疾作”到“往来贩贱卖贵”，再到“建国立君”，不仅摆脱了农耕不得“暖衣余食”的困境，而且使他由一介布衣而位至卿相。还有一些不安于贫穷的农村女子也有流入城市的，甚至不以出卖色相为耻。如有名的“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⑧⑥]城里还招来了任侠奸人，也集中了高谈阔论的学者名流。社会阶级构成愈益复杂起来。可见城市商品经济产生的这种推与拉的力量，反过来又促进了城市本身的进一步发展。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经济起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我们只把它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的附产物来看待，就不免失之偏颇了。

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城市和乡村一经分离，就显现出尖锐的对立形式。这种城乡利益的对立具体表现为城市中的各级统治者在政治上控制乡村，在经济上剥削乡村，并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体力发展的基础。”[⑧⑦]从这个意义上说，城乡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便成了需要消灭的社会差别之一。但我们如果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历程看，城乡分离运动的进步作用还是不能完全抹杀的。有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始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赘疣，我以为这是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原意。马克思说：“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成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⑧⑧]十分清楚，只有城市与乡村不曾分离而处于“无差别的统一”状态，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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