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曲阜办私学，有教无类，规模甚大，有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邹之孟子游学论道，“后车数十乘，从者（弟子）数百人”[⑥①]，其盛况空前。韩宣子曾出使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叹曰：“周礼尽在鲁矣”[⑥②]！可见鲁国文化之盛。象邹鲁这种城市可谓典型的文化城市：“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只是到了战国后期，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风气才渐有改变，“多去文学而趋利者”[⑥③]，淡化了邹鲁文化城市的特色。当然，这类城市在当时还不多见。尽管列国都城已成文化中心，但由于其他经济特征更突出，故不以文化城市名之。如齐之稷下先生有邹衍、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⑥④]，文化气氛相当浓厚，但临菑主要还是一个“甚富而实”[⑥⑤]的商业城市。又如吕不韦入秦执政，“亦招致士，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⑥⑥]咸阳城有不少文化人士风流云会，著书立说，盛极一时。但其商业都会的特点却相当明显：“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玩巧而事末也”[⑥⑦]。马克思主义认为城乡分离是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这种分工在春秋战国时确是前所未有地扩大了。
以上各类城市的个性经济特征是鲜明的，但作为工商业中心这一本质特征却是共同的。只不过我们还不能把当时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准估计过高。一方面，这种发展在春秋初期才刚刚起步，从春秋中晚期直到战国始得有较大突破而趋于繁荣。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发展还有它极不成熟的地方。其主要表现是：（１）依附性。当时的城市基本上是各级政府机关的所在地，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受统治者权力的支配，甚至决定着城市发展的方向。如尹铎被委任治晋阳时，他向赵简子请示究竟视晋阳“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⑥⑧]为前者，城市可发展为经济都会；为后者，则发展成军事基地。统治者既可“通商惠工”，也可强本抑末。这说明这时城市还不能不受统治阶级利益的制约，在政治上表现出极大的依附性。（２）消费性。当时较大的经济都会多为列国的政治中心，居住着庞大的统治阶级寄生人口，致使各种工商业都在不同程度上被纳入其奢侈性消费轨道。大量纯消费人口涌入城市，是不利于城市发展为生产型的经济都会的。如“孟尝君相齐，封万户于薛”，这时薛的人口还不多。后来，“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不仅增加了城市的寄生人口，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教化，“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⑥⑨]。（３）原始性。当时大多数中小工商城市商品经济不太发达，工商业与农业尚未完全分离开来。就是一些大的经济都会，居民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到处弥漫着古代城市乡村化的情调。考古发现表明，临菑故城内还有大片空地存在，当为园囿农田之域。洛阳“绝大部分仍然是空旷荒凉之地，其居民大半为农业人口”[⑦⑩]，经济上的原始性相当突出。这些情况表明，如果我们把当时的城市发展水平估计过高，乃至认为具备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那就与历史实际不大相合了。
三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城市经济中心的形成，原来城乡无差别统一的生产范围分裂为两个不同的依靠交换而联系的生产范围——城市和乡村。“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⑦①]那么，这时出现城乡分离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⒈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马克思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⑦②]从春秋时期开始，黄河流域由使用木石工具的锄耕农业发展为使用铁木工具的犁耕农业，土地私有制也逐渐代替作为农村公社份地的井田制，村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断高涨，这就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据学者研究，战国中晚期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成品粮２０２７市斤，接近西汉２１５１市斤的水平；每人占有成品粮５６３斤，接近西汉５９３市斤和宋代６０５市斤的水平[⑦③]，可见农业劳动生产率确有大幅度的提高。这样，粮食生产除能维持村社农民本身的生存外，还能养活大量的统治阶级寄生人口以及依靠商品粮为生的工商业者。没有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保证城市商品粮的供应，城市人口的大量集中便失去了物质保障。一个宜阳城“材士十万，粟支数年”[⑦④]，可见城市储粮之多。田单等人坚守莒和即墨两城，“距燕军，数年不下”[⑦⑤]，城内若无足够的粮食储备也是不可想象的。总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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