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道德的化身,更具理性因素。因此,从每一个历史阶段人们思想中“祖”和“帝”各占的比重,也能看出该阶段人们思想的理性化程度。从表1可以看出,各阶段“祖”与“帝”之比例为:商晚期19/1, 周早期3/1,周中期1/1,周晚期3.2/1。这一结果表明, 商周之际理性因素继续增长,周晚期理性因素有跌落趋势。此一结论与“天”观念本身的发展情况一致。
“天”观念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与祖先神和至上神不同,“天”虽有神性,但又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神灵,而是综合了神灵的集体神格特征。它像祖先神那样有情感,命令和佑护人们;它又像自然神和至上神那样冷酷,体现为正义、道德和绝对意志,使人们感到恐惧。天观念犹如一层幔纱,把现实的人与宗教领域的神分离开来,使之朦胧、疏离。“天”是抽象的,在宗教思想中它是一种理性因素,我称之为“宗教理性”。天观念的发展轨迹,正是商周社会理性因素增长的直接反映。商王国的崩溃并没有导致殷人“怨祖”(当时祖观念居主导地位),而西周晚期的社会危机则诱发了“怨天”思潮。应当说,这是理性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这种宗教理性的积淀发展,一旦碰到物质因素的火花,就将使旧的宗教思想体系彻底崩溃。
注释:
1 张荣明:《周代天神说驳证》,《天津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无神论宗教》1993年第5期。
2 载《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3 《诗·商颂·殷武》。
4 《诗·商颂·烈祖》。
5 《诗·商颂·那》。
6 《尚书·盘庚》。
7 《尚书·盘庚》。
8 《尚书·盘庚》。
9 《诗·商颂·烈祖》。
10 陈梦家先生说:“卜辞中并无明显的祭祀上帝的记录。 ”见《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77页。
11 《尚书·盘庚》。
12 《诗·商颂·玄鸟》。
13 《诗·商颂·长发》。
14 《尚书·盘庚》。
15 《尚书·盘庚》。
16 以上均见《尚书·盘庚》。
17 《诗·商颂·殷武》。
18 《尚书·无逸》。
19 《尚书·大诰》。
20 《尚书·酒诰》。
21 《诗·周颂·武》。
22 《尚书·酒诰》
23 《尚书·大诰》。
24 《尚书·大诰》。
25 以上均见《尚书灴第尽贰?
26 《诗·周颂·丰年》,又见《诗·周颂·载芟》。
27 《诗·大雅·皇矣》。
28 《诗灤笱拧さ础贰?
29 以上见《尚书·多士》。
30 《尚书灤筅尽贰?
31 以上见《尚书·召诰》。
32 《诗·周颂·桓》。
33 以上见《诗灤笱拧ぐ濉贰?
34 《诗·周颂·我将》。
35 《尚书·康诰》。
36 《尚书·召诰》。
37 《尚书·多方》。
38 《诗·时迈》。
39 《诗·大雅·大明》。
40 《尚书·大诰》。
41 在《诗·大雅》的《云汉》、《瞻 n》〉、《召曰文 》三篇诗文中, 人们既怨祖,又怨帝和天,心理上完全处于一种癫狂失序的非理性状态。但仔细研读可以发现事出有因。《云汉》诗中人们怨祖(“后稷不克”“父母先祖,胡宁忍予”)、怨帝(“上帝不临”)、怨山川之神(“旱魃为虐”)、怨天(“天降丧乱”),乃因为人们不知道上天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降下大旱灾(“惨不知其故”)。《瞻 n 》哀怨昊天“则不我惠”“降此大厉”,是由于“哲妇倾城”, 所以诗文又说“乱非降自天,生自妇人”。《召曰文 》诗文说“天笃降丧”“天降罪罟”,乃由于“民卒流亡”、“饥馑”和“日★国百里”,是因为人们对现实不满。过去,人们把上述诗篇称之为“变雅”,正是因为这些内容与《诗经》的主调不一致。这大概是西周晚期社会危机的反映。
42 殷卜辞中的资料,有待继续研究和统计。不过就目前感性认识而言,前述引证和已能论定的“天”同数以万计的祖先卜辞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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