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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三师与辽宋金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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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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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粗略估计，“改写的部分至少应占全书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岳飞传》（增订本）于1983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4月又印刷了一次，两次印刷共达176，000册。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印刷数量如此之大，是十分罕见的。
先生在《岳飞传》（增订本）的《自序》中写道：“我的愿望是：通过这本书，能把岳飞生活的时代轮廓勾画出来，把他一生所建立的事功，他的形象和丰采，思想和情操，都能如实地、真切地描绘、表述出来，并对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和公允的评价。”读过这本英雄人物传记的人们，都认为作者的这一愿望圆满地实现了。实际上，这部著作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一位英雄人物的传记。它实际上也是一部两宋之际的政治史、军事史，是一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史。
先生对于岳飞的研究，除了三写《岳飞传》之外，还陆续发表了《＜宋史＞岳飞、张宪、牛皋、杨再兴传考辨》、《论岳飞》、《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南宋对金斗争的几个问题》、《“黄龙痛饮”考释》、《＜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及《岳飞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等论文十馀篇，解决了一系列多年聚讼纷纭的公案。例如，先生根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曾公亮《武经总要》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确证所谓“拐子马”根本不是岳珂《鄂王行实编年》、章颖《中兴四将传》及《宋史·岳飞传》中所说的“三人为联，贯以韦索”，而是指“左右翼骑兵”，澄清了800年来对“拐子马”种种附会和误解。又如，他经过多年的考虑，于1981年春天和秋天，连续写了两篇文章，一一祛除了余嘉锡、夏承焘先生提出的疑点，从各个方面论证了《满江红》词“其唯一不容置疑的真正作者，只能是南宋名将岳飞”。
1940—1942年，在撰写《岳飞》之前，先生还撰写了一部《韩世忠年谱》，1944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宋会要辑稿》、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熊克《中兴小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杜大圭《名臣碑传琬琰集》、李幼武《名臣言行录》及《宋朝南渡十将传》、《宋史》等书为主要取材之所，方志、笔记、文集中涉及韩世忠事迹者，亦均旁搜博采，少有遗脱。此书虽然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作品，但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韩世忠和岳飞均为“南宋中兴四将”中人，《韩谱》的编纂对于岳飞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先生三写《岳飞传》，前后用了将近40年；而他四写《王安石》，则前后用了将近半个世纪。1951年，先生就写了一本取名为《王安石》的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开宗明义，突出地提出了王安石所主张的“天变不足畏，祖宗在足法，人言（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原则，以为这虽然是由司马光、范镇等保守派人物首先揭发出来的，实际上却是最真切地对王安石的传神写照。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据说，毛泽东主席会见他时，曾称赞他访华的勇气，与宋朝宰相王安石“三不足”精神中的“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颇为相似云云。于是人民出版社即派人与先生商谈，希望把1951年出版的《王安石》中叙述王安石“三不足”精神之处加以扩充，争取年底重印出版。先生则以为《王安石》乃二十多年前的旧作，要重印，必须作大幅度的修改。于是商定一年之后交稿。当先生1974年交稿之时，全国正开展着“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运动。出版社认为先生的书稿中对“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映得很不够，要求加以修改，增强“时代气息”。先生只好把全书又做了一番修改，审查通过之后，到1975年7月才得以出版，书名为《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一书撰写和修改之日，正是“四人帮”势焰熏灼、不可一世之时。对于“四人帮”在史学领域所制造的种种妖氛毒气，凡属其包藏的祸心最邪恶，比较易于觉察的，先生大致上能够识别出来，并能予以抵制。但是，当时学术领域的大气层全被“四人帮”毒化污染，先生也终于不能不受其影响，如把王安石称为法家政治家，把王安石变法时期的革新派与守旧派人物的论战和斗争说成是“儒法斗争”等等。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先生又“三写王安石”，努力把凡是已经觉察的那些受“评法批儒”毒化、污染、影响之处，一并加以廓清。另外，又添写了《附说与“三不足”有关的两个问题》一节和《断西夏右臂的河湟之役》一章。这一修订本于1978年修改完毕，1979年5月出版。
16年之后，先生又对《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修订本）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历时两年，于1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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