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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三师与辽宋金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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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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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了。这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生命不息、写作不已的治学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四
一代史学大师傅斯年先生在北大史学系“史学方法导论”的课堂上，再三再四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并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经常放在嘴边上。傅先生这一观点对先生的治学影响至深。先生晚年在《自选集·自序》中说：“‘史学即史料学’的提法，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一命题的本身，并不含有接受或者排斥某种理论、某种观点立场的用意，而只是要求每个从事研究历史的人，首先必须能够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鉴定其真伪，考明其作者及其写成的时间，比对其与其他记载的异同和精粗，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基础工作。只有把这些基础工作做好，才不至于被庞杂混乱的记载迷惑了视觉和认知能力而陷身于误区，才能使研究的成果符合或接近于史实的真象。”先生在谈到治学经验时，也多次阐释了这一问题。他说：历史研究的第一道工序是广泛地搜集史料，凡属与你所研究的课题有关的资料，不论是直接史料还是间接史料，都要穷搜无遗。这一道工序做不好，必然要影响到以后的各道工序，使之无法做好。但也不能认为做完这道工序就已算尽了史学工作者的能事，还必须认真地从事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工作。就是还必须对这些异说纷纭的庞杂史料加以比勘和考订，判明其精粗，辨析其真伪，并旁及一些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从现象看到本质，发前人所未发，得出有创见、有新意的结论。也就是必须具有清人章学诚所说的既有“考索之功”，又有“独断之学”。
为了广泛地搜集史料和精细地分析史料，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先生就提出了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即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目录学”是指引广泛地搜集史料的门径的。“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和年代学”则是用来分析历史中的时间、地点、人物的工具。掌握这四把钥匙，才能具备研究历史的最基本的技能。舍此，历史研究就无从谈起。这是先生对傅斯年先生“史学即是史料学”的继承和发展。
先生不但以此谆谆教导后学，而且毕生身体力行。他的很多论著都是广泛地搜集史料，并对有关史料进行了充分的鉴别、审查和由此及彼的比勘考证，穷考索之功，多独断之学，而撰写出有创见、有新意的论著的。例如，研究辽朝的军事制度，理所当然地要以《辽史·兵卫志》为基本依据，但该《志》所载《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诸条，却是元代的书坊中人 草率缀辑而成的《契丹国志》稗贩来的，遂致产生了许多错误。如说辽太祖时尚未有“御帐亲军”，到辽太宗时始设置，且为数“三十万人”，与述律后的“属珊军”二十万骑相加，共有“侍卫亲军”五十万人。这条记载与《辽史》中其他纪、志、表、传的记述全相悖戾，历来考校《辽史》者却从未涉及。先生就此问题进行了一番穷源正误工作，撰写了《＜辽史·兵卫志＞中＜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两事目考源辨误》一文，得出了新的结论：辽代的“御帐亲军”是从阿保机建国时起就已设置了的，其人数在辽太宗时最多只是三万人。述律后的“属珊军”为二万人，而且在述律后之后，这支亲军及“属珊军”的名号也都不存在了。从而解决了辽代军事制度中的一大关键问题。先生本来打算对《辽史》中所记典章、制度、事件、现象诸方面的混淆错谬之处来一番系列的考核辨证，此文即是先生《读＜辽史＞札记》的第一篇，惜其他诸篇未及完成。但道路已经开通，后人循此前进，一定能够完成先生的未竟之业。
另外，前面所述对于陈亮、辛弃疾、岳飞、王安石等历史人物的研究，也都是建立在对有关史料的搜集、审核、鉴别、考证等类工作之上的，这里不再赘述。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先生对《宋史》一书及宋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宋史》一书多达496卷，其卷帙之富，居二十四史之首。但因在元末乱世仓促成书，其错讹纰谬之处，于二十四史之中亦独多。明清两代虽屡有重修《宋史》者，但均因未能洞察其症结之所在，遂皆以失败而告终。有感于此，先生决心“广征天水一代之史册，取与元修《宋史》相校雠，勘正其谬误，补苴其疏脱，考论其得失，疏通其晦涩，探索其源流，汇为《宋史校正》一书，使《宋史》之长短利病，毕皆呈露，议改修者庶可就此而得所凭藉。”（《＜宋史·职官志＞考正》自序）于是在1940—1942年间，利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丰富藏书，撰写出《＜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两部书稿，分别刊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第20本。此外还撰写了《＜宋史·许及之、王自中传＞辨证》、《＜宋史＞岳飞、张宪、牛皋、杨再兴传考源》等论文，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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