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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士大夫情结与学术取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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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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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他对中外两面的历史演变及现实状况都有系统的了解和深入的体察。他研究历史从论题的选择到论证的方法，也都有国际观念和中外比较的大背景。 [18]另一方面，他们的“新生”又并不彻底，虽然他们在西学镜照下也认识到了“为学问而学问”的意义，不再提倡传统士大夫“吾道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但其建立一个学术社会的关怀同样贯穿着“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情怀”，只是这个情怀不再落实到“出仕”一途之上罢了，与顾炎武所谓的“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主张并无二致，仍不脱“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韵。 [19]陈寅恪在这方面同样表现得非常典型。
陈寅恪在学术史上重要而特殊的地位，需要从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视野来界定。从治学范围来说，陈寅恪走的是一条从追步欧洲汉学、以中国边疆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为重心，到独立构建史学体系、以中国中古民族文化之史为重心，再到维护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文化价值、以清代才女为研究对象的治学道路。余英时先生概括为从“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到“心史”，即经历着从东方学到史学，又从民族文化之史学到心史这样的“三变”，[20]我们认为是非常贴切的。新版《陈寅恪集》的出版，尤其是其中不同时期的读书札记、备课笔记和讲义杂稿，如果按时间顺序做一个学术编年，可以从学术历程方面进一步丰富蒋天枢教授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及所附〈陈寅恪先生论著编年目录〉，也可以为余英时先生关于“三变”的概括提供更详细的史实依据。
随着治学范围的变化，陈寅恪的治学方法无疑也发生了变化。在以“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为研究重心的早年学术中，考据方法占有重要地位。在以“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为重心的中年学术中，则超越了清代的考据之学，也超越了胡适、傅斯年的史料学派。 [21]陈寅恪并没有加入到分别以章太炎和胡适、傅斯年为首的学风论争中，也可以说陈寅恪是超越于这两派之上的，没有站在任何一方，没有各执一端，而是各取所长。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陈寅恪之所以具有巨大而久远的学术影响力，正因为他能够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又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在传统学术所建立的话题系统与史料读法和西方学术理念及研究方法两大背景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一套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的治学方法，最终则达到近代中国史学的最高峰，并使近代中国史学“在宋代的高峰之后再创新高，与国际学术巨匠引导的主流并驾齐驱”。[22]
在陈寅恪的晚年学术中，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为代表，表面看起来是繁复的考证，实则进一步突破考据的藩篱，一改以往正规史学专题或学报论文的风格，在考证文字中大量抒发个人的感慨，将自身生活的世界和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世界串通融合起来。此种风格的著述在史学体裁中难以归类，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这是古今中外史学著作中从所未见的变体，然则却是他晚年写史的一大特色。”[23]
陈寅恪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是他思考的问题，他做的文章，都不遵其时学院派的路数和学报的风格。但是，陈寅恪并非不重视他人的研究成果。相反，他在一些前沿性的学术问题上，不仅自己是领军人物，还尽量吸收他人的成果，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尤其是他在清华研究院时代，有着立足于世界学术之林的治学志向，他批评中国学者治学“闭门造车”，“罕具通识”，于学术境地标举甚高。如在有关敦煌文献的研究中，他自己是开创者之一，同时也大量吸取了他人的成果。这一点，观其作《韦庄〈秦妇吟〉校笺》所引用的中外学者的论著即可知。陈寅恪读罗振玉《敦煌零拾》的跋文和眉批都表明，他对当时新公布或还没有公布的敦煌写本，都尽可能地取而用之。[24]
此外，陈寅恪对传统民族文化有着强烈的感情，抱持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甚至也有着较为强烈的现实关怀。陈寅恪的学术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特征，有着特定的时代和个人背景，包括特别的家世背景，抗日战争的背景以及晚年双目失明带来的境遇。关于家世对陈寅恪学术的影响，已经为众多学者所揭示，如葛兆光撰〈世家考〉，特别强调陈寅恪一家几代人身上体现的文化世家的传统，认为陈家三代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国命运的缩影，是文化人近代中国抵抗命运的典型。 [25]关于抗日战争给陈寅恪带来的影响，余英时先生认为，对于其个人来说，是一段不幸的悲惨遭遇，从整个中国来讲，则是一场地变天荒，合起来就构成陈寅恪所亲历的新悲剧的全部过程。是这场悲剧构筑了陈寅恪晚年学术的底色。
陈寅恪乃近代史学范式进入中国以来的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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