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从全书的装帧来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字似乎成为陈寅恪的代名词，赫然书于封面，似在有意标示着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文集出版的前后，论陈寅恪者多持陈寅恪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论。至李慎之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更将此点演绎到一个时代精神与文化良知的高度。编者对此类月旦评也做了积极响应，〈《陈寅恪集》后记〉着重强调其为学一贯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表示“学界倘能于研究父亲著述时，更知父亲此种精神之所在，则为我们姐妹辛劳的最高报偿”。责任编辑孙晓林也明确指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其全部著述文字的灵魂，也是他终生倡导并实践了的学术立场。并认为这就是出版《陈寅恪集》的意义和价值。[37]其后，钱文忠在评论《书信集》时，也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书信里的陈寅恪〉为题。[38]
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字来概括和解读陈寅恪，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思想潮流大有关系。在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中，自由主义作为知识界的主要思想流派，对中国传统尤其是近代的思想资源加以改造吸收，而陈寅恪“十字真言”正为此中佳选。所以，陈寅恪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形象一步一步被强化，他所说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这样的概括确实很有深度，但将原本作为一个学术原则的表述上升为一种思想表达，则有将陈寅恪丰富的实证性的学术抽象地虚化为简单的思想概念的嫌疑。谈论援引陈寅恪成为学术界的时髦，就与这种定位有关。
与突出陈寅恪思想家色彩的取向相关，其晚年对于大陆中共政权的态度问题，也受到大家的普遍关注。这是中国现代政治史范畴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陈寅恪与中共政权的某些做法有着严重的抵触，自是事实。其〈赠蒋秉南序〉中隐藏的层层古典与今典，[39]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陈寅恪的士大夫情怀，也是其与中共政权抵触心态的写照。文末“蒋子秉南远来”一句，可以说是这篇文字的写作缘起。陈寅恪晚年颇有一种以韩愈自况的倾向，而韩愈那种宁可牺牲也要卫道的气节颇为陈所吸取。《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提到的“要郭沫若重写王国维纪念碑”事件中，陈寅恪以韩愈自比了一次，而这篇〈赠蒋秉南序〉则再次套用了韩愈生平的一个典故，即韩愈因〈谏迎佛骨表〉而被贬潮州，其侄孙韩湘探望，韩愈为之赋诗，其中有“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愈当时的心情是悲愤加上正气凛然，陈寅恪当时亦应如此。
陈寅恪晚年与中共政权的抵触，是一个有着强烈文化使命感和自觉意识的学者，与社会潮流之间发生的冲突，大可不必用爱国主义的名义来掩盖这种抵触。至于后来陈寅恪受到冲击和迫害，那是中国的一场民族灾难，连国家主席和承担保护陈寅恪使命的中共地方大员都无法自保，陈寅恪之受到迫害也就难以避免了。
五、陈寅恪与《陈寅恪集》的学术影响
陈寅恪的学术论著本身并不如有关论述陈寅恪的著述好读。正如胡适所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40]钱穆也认为陈寅恪的行文“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十之三四始可为诵”。[41]新版《陈寅恪集》不可能象《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那样热销和引起关注，已成事实。
如果还是把陈寅恪及其著述放在学术领域内来讨论，新版《陈寅恪集》进一步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陈寅恪开辟了哪些学术论域，提出了哪些具有解释力的概念，这些概念（如关陇集团、山东豪杰、唐朝江南化等）为后来的中国史学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陈寅恪在具体学术研究中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径，在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奠定了什么样的位置？
从学术影响来说，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研究中国古代史最有成就的一批学者和最有学术生命力的一些问题，不少都与陈寅恪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关陇集团的问题，大概是史学界争论时间持续最长卷入知名学者最多的问题之一。[42]唐长孺教授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进一步提出的“唐朝南朝化”和田余庆教授的《东晋门阀政治》等，[43]都是陈寅恪之后中古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其属于陈寅恪学术论域内问题的延伸是显而易见的。有学者将陈寅恪比为日本的内藤湖南，可谓贴切。至于一些具体问题，因为陈寅恪根本不是考证派或史料学派，而具有明显的以论代史的倾向，所以大可不必搞两个凡是，更不必通过思想史上的陈寅恪画像来将其学术研究神秘化。
关于新版《陈寅恪集》的编校质量问题，已有学者指出，而编辑部也有所响应。 [44]笔者认为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实在是难免一点都不出错。在这里只想指出，编校过程中还存在着少数内伤，就是因误解陈寅恪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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