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陈寅恪的士大夫情结与学术取向 |
 |
时间：2009-7-24 13:54:33 来源：不详
|
|
|
，尽管在论述风格上大都取点到为止的手法，与其长篇论著中的牵缠反复不同，但也多为论学之作， [31]具有极强的学术性，体现出陈寅恪作为一个学者的鲜明形象。陈寅恪首先是一个学者，是一个真正称得上“国学大师”的学者，他的思想基本也是通过自己的学术来表达的。迄今为止，陈寅恪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无疑要比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重要。
如果说陈寅恪在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的话，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和学术取向铺垫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厚重基石，是以具有独立人格的学者身分而不是以思想家的身分著书立说的。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陈寅恪不是系统的思想家，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儒学怎样才能在理论上完成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历程。但是他却以身示范，在实践上证明了儒家的若干中心价值即使在最艰难的现代处境中仍然能够发挥出惊人的精神力量。”[32]陈寅恪有着深刻的思想，但不是系统的儒家思想家，也不是系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陈寅恪本人曾将“经学”与“史学”的区别，譬诸画鬼与画人的区别。他给自己学术的定位是史学而非经学，既不同于治经学之谨愿者，而是要综合贯通，讨论问题；也不同于治经学之夸诞者，不流于奇诡悠谬，不以那些似是而非的孤证来附会空泛的结论。所以“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只是一种学术取向的选择，而非对治学能力自我衡量意义上的自谦。当然，陈寅恪的史学工夫，也绝不是为了做“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的史学。[33]史学家原本可以是思想家的，不过与只表达思想不研究学术的思想家并不相同。
说陈寅恪不是系统的思想家，并不等于说他在思想史上没有地位，更不是说他不关心政治。尽管在时下一些有关学术、思想与政治的言说中，思想家总比学者与政治的距离更近一些。但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无疑是关心现实政治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像陈寅恪这样的学者，是在很深层的意义上关心政治，暗存“史学救国”之心。他的关心政治，不是给政治做注脚，而是坚守着学术主体性的。作为传统士大夫情结的体现，陈寅恪的史学必须要有救国的学术取向，作为一个处于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的领军人物式的学者，陈寅恪又要坚守学术戒律。这是决定陈寅恪学术风格的基本因素，也被认为是其学术论述中“牵缠反复”风格的形成背景。 [34]
陈寅恪对学术的现实价值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天下之致赜者莫过于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然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故以观空者而观时，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既为当然，则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所以对于那些“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来说，未来人事是可以预知的。 [35]既然最为深奥玄妙的人事都可以预知，学术可以预知现实政治就是理所当然的了。陈寅恪表面上是在说俞曲园，实际是一段集中表达自己学术价值观的夫子自道。
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后，如何去关心政治，甚至约束政治，这是陈寅恪时代的学者共同面临的课题。陈寅恪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应当由此展开。史学研究和现实关怀原本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但陈寅恪对现实政治的关心，与捞取个人政治资本、沦为政治附庸的研究取向有着根本的不同。在他看来，学术必须是独立的，但学术又是对现实政治有指导意义的，关键就在于学者必须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必须坚守其主体性，而不是成为政治的婢女。陈寅恪的许多学术论著都深藏着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和提示，但因为坚守着学术的主体地位，故并不影响其学术价值。可以说，陈寅恪学术中的政治意识，是超越于现实政治之上的学术自身具有的价值。陈寅恪学术中深奥的政治关怀，是“为帝王师”的士大夫情结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学术转型艰难历程的一个集中体现。
实际上，即使是研究陈寅恪的思想，也不能脱离其学术。陈寅恪最重要也是最深层的思想，其实还是存在于其学术理念之中的。仅仅抓住其在一些诗文中的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的议论和言说，还不足以揭示其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诚如注重研究陈寅恪思想的李慎之先生所说，“陈寅恪是一个严守家法的学者。这不仅是中国的学术传统，更是西方的学术传统，即所谓Everyone is supposed to specialize [in] his own line。因此他很少在他自己所治的史学之外发议论”。[36]但是，李慎之先生因此而看重的是陈寅恪的好友吴宓在日记中所记录的他的一些极为精采的思想，而没有深入到陈寅恪的学术本身。可以说，这是近来研究陈寅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看法。
新版《陈寅恪集》的编辑者和出版者，也在有意突出陈寅恪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形象。至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