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思路而导致的错校。这是讨论陈寅恪学术影响不该回避的问题。
在具体学术问题上，陈寅恪也会出错。而且有些错误不是一般的读者容易看出来的，必须是在专门领域有深入研究的人，才能体会出错在何处及其出错的原由。否则，简单的史料校对功夫，只能是对陈寅恪思路的误读。如关于隋唐制度渊源的论述，是陈寅恪历史解释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寅恪的解释思路无疑贯穿着一套思想，就是所谓文化本位思想，也就是“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思想。这种思想是贯穿在他的学术中的，如〈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以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从这样的思想出发，陈寅恪认为南北朝分裂时期南方代表了中国制度和文化的主流，而西魏北周的制度除了关陇区内保存的旧时汉族文化之外，就是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对于后来煌煌大观的隋唐制度来说，魏周制度的影响实较微末。这个结论的一个重要论据，是《隋书．百官志》下所载“高祖既受顾命，改周之六官，其制多依前代之法”，[45]并说这是“隋官制承北齐不承北周之一例证也”。这是陈寅恪引用史料的一处失误，但却是符合陈寅恪的历史解释思路的。新版《陈寅恪集》依据《隋书》原文，将其改为“高祖既受顾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页94）。看似一个简单的史料订误，实际上却违背了陈寅恪的思路。“其所制名”和“其制”，一个是官名的恢复汉魏之制，一个是整个制度的回归汉魏，意义层次相当不同。此类错误，不如一仍其旧，而以校勘记加以说明则可。至于隋朝制度的渊源问题，已有学者按照陈寅恪的思路作出了重新考析，提出在体制上，隋官制承北齐而不承北周之说是不能成立的。隋官制实吸收南北各朝的积极成果而加以总结，并非多依北齐之制。 [46]
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及其提出的许多学术命题，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可以预见，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宗教史、古典文学、敦煌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所达到的境界，及其具有的开拓和奠基意义，以及对于今后中国学术走向的影响等问题，都将因新版《陈寅恪集》的面世而更加受到关注。实际上，在陈寅恪涉及到的研究领域内，尽管一些突破陈寅恪思路的新学术命题已经出现，一些问题的研究已经在陈寅恪研究的基础上有了进展，但是，新版《陈寅恪集》仍然能够为那些领域的研究提供便捷的参照。因为有一些问题，在目前的学术积累中，还是无法跨越陈寅恪的，更不要说忽略他了。
至于陈寅恪究竟在哪个领域内的成就最有代表性，是清华研究院时代以“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为研究重心的早年学术，还是以“三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为代表的中年学术，或者是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为代表的晚年学术，学者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研究旨趣作出不同的判断。无论陈寅恪的学术视野多么宽广，学术境界多么高远，贯穿其学术研究的始终并促成其学术转变的，从内在因素来说，仍然是其思想深处的士大夫情结。其学术取向和学术成就的特点，正是这种士大夫情结在中国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的结果。
[1]蒋天枢：〈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弁言〉，《陈寅恪集．读书札记》。又参见陈寅恪的〈第一次交代底稿〉，在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116。
[2]《陈寅恪集．书信集》，页244。
[3]孙晓林：〈中国学术史重要文献《陈寅恪集》全部出齐〉，《人民日报》第8版（大地··读书），2002年7月13日。
[4]葛承雍：〈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中国历史文物》第5期（2002年），页60－68。又见秦纹：《崔莺莺原是外国人》，《北京青年报》，第B4版，2002年11月5日。陈诏：〈再谈崔莺莺绝非胡姬〉，《文汇报》第8版，2003年5月4日。陈寅恪对崔莺莺的关注，见《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艳诗和悼亡诗〉之后所附之〈读莺莺传〉一文。在〈艳诗和悼亡诗〉中论述元稹具写小说之天才时，又作长条“校补记”，论崔莺莺氏族问题，见《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页375-377。新版《陈寅恪集》新出的有关文字，为读唐人小说的札记，见《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二集》，页260-269。
[5]钱文忠：〈书信里的陈寅恪〉，《南方周末》2001年9月6日, 网址：http://www.booktide.com/news/20010907/200109070009.html。
[6]参见陈福康：〈陈寅恪对胡适的两次指教〉，《中华读书报》第三版（家园），2003年4月2日。
[7]见《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页487。
[8]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
[9]陈寅恪对《唐六典》性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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