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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探讨了《孝经直解》,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观点。参看(《<孝经直解>的插图》,《东方学》第95辑,79-93页;《<孝经直解>的出版与其时代》，《中国文学报》第56册，20-57页,1998年)。首先她认为:该书中所用的白话不太像元曲或平话中的白话,就像《元典章》等政书中的“蒙古语直译体白话风汉文”(蒙古硬译体)。这个观点对“汉儿言语”（当时的华北人一般用的口语）与“蒙古语直译体白话风汉文”之间有何关系问题引起了争论。第二:提出《孝经》在当时颇受欢迎,自统治者到庶民之间广为流传。第三:认为现存《列女传》不可能是宋刊本,应是元刊本。第四: 指出元刊本《孝经直解》的出版与武宗命令刊行的《图象孝经》有密切的关系。《孝经》、《列女传》等书籍的出版也在武宗和仁宗时代。并认为从这种情况来看,大元兀鲁思采取了积极的推进“文化”的政策。
宫在《围绕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诰>的诸问题》(《中国—社会与文化》第14号,135-154页,1999年)一文中，也清楚地论证了大元兀鲁思治下保护文化的真相。从许多保存下来的元代文化遗产可知元代非常尊崇儒教的修养和行动。尽管如此,我们在文献上经常看到蒙古轻视中国文化的记述。到了1980年代,日本的研究者们也一直费心地寻找能够正确研究这种两面性事实的恰当的答案(参看森田宪司:《元代汉人知识人研究的课题二、三》,《中国—社会与文化》第5号,40-58页,1990年）。宮对书籍出版的经过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古典性的解释问题提出了准确的方向。其次她在《郑镇孙与<直说通略>》(上)、(下)(《中国文学报》58,46-74页;59,99-132页)中介绍了《直说通略》的内容、特征、著者郑镇孙的生平,探讨了该书的出版背景,并指出此书中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地方。除了语言学方面的问题以外,她论述到蒙古时代的各种通史－《直说通略》、《历代蒙求纂注》和《历代史谱》等书的特征。得出以下结论：1,作者郑镇孙的身份是监察御史;2,《直说通略》可能是英宗硕德八剌的即位纪念出版物。;3,大元兀鲁思的朝廷尽力进行出版事业,整顿了教育系统。就是说,关于蒙古时代史她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新的时代认识。
有些元刊本是朝廷遇到喜庆之事时,作为即位纪念而出版的。这种看法在日本学者当中正逐渐成为共识。比如杉山正明指出,《经世大典》是一种文宗图帖穆尔纪念即位的出版物(《蒙古帝国的兴亡(下)世界经营的时代》,讲谈社,1996年,213页),宫纪子认为《孝经》相关文献和《直说通略》等是皇帝即位的纪念出版物。意识到元代很多出版与蒙古政府的影响有关,但是,国家在出版图书问题上起到怎样的作用等问题也有模糊的地方。宫在《程复心<四书章图>的出版始末—大元兀鲁思治下江南文人的保举—》(《内陆亚细亚言语的研究》16,2001年)一文中,以《四书章图》的出版经过为中心与其他出版的原委相比较,描述了元代国家出版的具体情况。她在这几篇文章中指出:1,儒学提举司、肃政廉访司在国家出版的初期阶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元代没有不经由肃政廉访司的出版;3、监察官在统治体制中的重要任务，就是在出版、保举和教育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结论补充了李治安关于廉访司的研究(《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中国史研究》2000-2001年),强调了堤一昭等提出的元代监察官和监察机关的重要性(堤一昭:《元朝江南行台的成立》,《东洋史研究》第54卷第4号,1996年,71-102页;村冈伦:《元代江南投下领与Mongolia的游牧集团》,《龙谷纪要》第18卷第2号,1997年,13-30页)。;4,指出了保举的实况。;5,认为以赵孟頫为首的文人们围着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和硕德八剌等皇帝实现他们的目的。总之,虽然宫的论文题目看起来好象是纯粹的文学论,但是内容非常广泛而富有启发性。此外,最近日本学者开始充分利用图书馆所藏未出版的史料(宫纪子:《蒙古朝廷与<三国志>》,《日本中国学会报》第53集,2001年,165-179页是一例）。我认为今后的日本的元史研究大有希望。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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