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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对元代江南的研究。植松正多年来一直关注江南的统治情况,他的《元代江南政治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1997年;笔者有书评《东洋史研究》第57卷第4号,1999年,156-164頁)一书,一半内容基于1990年前后发表的诸论文。植松最近分析了《苏松历代财赋考》等新增史料,讨论了自南宋到明代的税制和漕运制度(《元末浙西的地方官与豪民—江浙行省检校官王艮的议案》,《史窗》第56号,1999年,25-51页;《元代浙西地方的税粮管辖与海运的关系》,《史窗》第58号,2001年,111-118页）。
除植松外,许多学者从各自不同角度对江南问题进行了研究，近几年来日本学者对元代江南的研究大有进展。例如堤一昭从政治史和军政史的角度关注驻在江南的军团及其中心人物,探讨了江南真正的统治阶层。 他在《元朝江南行台的成立》(《东洋史研究》第54卷第4号,1996年,71-102页);《大元兀鲁思的江南驻屯军》(《大阪外国语大学论集》第19号,1998年,173-198页);《大元兀鲁思江南统治首脑的二家系》(同前第22号,2000年,193-218页);《大元兀鲁思治下江南初期政治史》(《东洋史研究》第58卷第4号,2000年,倒1-32页)等论文中提出：“王族成吉思汗一门与准王族的一些部族的特定系统占着(江南地方)政权的中枢”,即“蒙古帝国中普遍的基本构造表现在大元兀鲁思的江南统治”。森田宪司以庆元路为例探讨了江南地方社会中的士大夫所尽的任务 (《从碑记撰述的角度来看的宋元交替时期的庆元士大夫》,《奈良史学》第17号,1999年,63-78页）。还有檀上宽:《元末的海运与刘仁本—元朝灭亡前夜的江浙沿海事情—》,《史窗》第58号,2001年,119-130页。出版文化研究的重点同样在江南地区。其他研究者也关注自南宋末期到明代前期的江南地方的变化。植松对关于江南的过去的研究作了回顾与展望(《元朝支配下的江南地域社会》,佐竹靖彦等编:《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333-358页;《元代江南政治社会史研究》:3-10页)。诚如他所指出,过去的日本研究者用“江南支配(统治)的脆弱性”这句不明确的词汇说明元代江南统治的状态。通过这些新研究的成果,元代江南地区的具体而实际的情况逐渐明晰起来。
五
如上所述,最近日本元史研究的最大的趋势是出版文化研究与未出版史料的利用。原因不用说是有了这些新增史料。这种研究趋向与中国史学界的情况不大相同。依我看,中国元史学者们研究较为踏实,发表了长篇而属于基础性的论著。其中,官制史、制度史、税制史等方面获得了卓越的成果。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是一例。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中也有取得显著成果的(例如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日本研究著作中一般没有概论性叙述。所以有时读完一书也不能理解著者的全面的看法。再说,分析某一个材料(碑刻、刊本与抄本等)的论著一般包含与题名没关的多种内容。这样的话,中国学者们有时无法把握日文的重要论著。我认为日本学者应该具体明示章节的题目,或者采取综合性的记述。根据需要,准备汉语和英语的提要,使外国学者们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
前几年,各国历史研究方面开始可以使用电脑研究,联系到外国网页或国外研究者,为国际学术交流带来了许多方便。日本也有与元史密切相关的几种网页。例如 “汉字文献情报处理研究会(汉风!东洋学搜寻)（日语为汉风!东洋学 )”: http://www.jaet.gr.jp/index.html和“船田善之’s Workshop”: http://www.geocities.co.jp/CollegeLife-Labo/2708/,是对元史研究有所帮助的。虽然电脑的通讯网已配齐,但是各国学界之间还是有语言和思路的隔阂。我们必须积极进行访问调查和出席国外会议,以及参与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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