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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地域的元代石刻群》)。元朝政府非常尊崇儒教,这是没有异议的定论。今后应注意尊崇儒教的时间变化问题。森田提供实行岳渎祭祀的基本资料,指出了代祀具有元代特有的意味,并说明了道教集团参与代祀活动(《元朝的代祀》,《东方宗教》第98号,2001年,17-32页)。如上所述,从“文化政策”这个观点来看,元代祭祀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关于举办祭祀的地方社会的状况仍有尚不太明白的问题。今后必须从各种角度来进行具体的研究。
下面讨论关与教育的研究。1980年以前,制度方面的研究较多,但是到了1990年代,历史学与哲学之间,双方似乎没有提起教育方面的部分。近来,受到宋代的思想和教育研究的进展的影响,又开始探讨了元代的教育问题。片山共夫对家塾的实况进行了研究,认为“以仕官不以为目标而探求学问或教授晚辈的士大夫阶层（讲学之家）的出现”就是元代特有的现象,甚至是中国近世社会的时代风潮(《元代的家塾》,《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第29号(2001年,29-65页);30号(2002年,86-125页))。铃木弘一郎指出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的撰写、出版的背景有广阔的教育活动和人的结合网(《围绕<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国哲学研究》第15号,2000年,99-125页)。元代教育研究方面似乎从来并未有过这样的分析方法。全真教集团在蒙古时代的教育制度、培养运用文书行政的人材的制度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高桥文治:《太宗窝阔台癸巳年皇帝圣旨译注》,《追手门学院大学文学部纪要》25号,1991年,422-405页;《忽必烈的令旨二通—另外一个“道佛论争”—》,《亚细亚文化学科年报》2号,1999年, 64-76页)。当时的学术、教育界与道教、佛教等宗教界或者与政界有密接关系。这是不争的事实。笔者曾探讨了集贤院的任务。集贤院以擢用人材为主要任务,同时进行了道教组织与教育机构的统括(《元代集贤院的成立》,《史林》第83卷第3号,2000年,115-143页)。为了解决教育方面的问题必须综合从多种角度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
另一方面,高桥文治对道教的研究和中村淳、竺沙雅章、石滨裕美子等的佛教研究也引人注目。从前,元代道佛研究的主要对象局限于宗教内部或教团之间的问题。他们更进一步研讨了宗教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我们早就知道全真教得到朝廷的充分的保护,正一教的中心人物参与中央政府等事实。高桥文治追溯全真教教团的发展的历史,分析了以全真教为中心的道教史料,首先认为:全真教教团的权力在宪宗时期最大,直到教团持有对教团内部发给度牒的权利的程度。;第二:指出了蒙古时代初期的旧金朝领的统治情况,即“汉地”与“关中”的关系,或有司与投下领的关系等(《蒙古时代全真教文书的研究(1)》,《追手门学院大学文学部纪要》31号,1995年,168-150页;《蒙古时代全真教文书的研究(2)》,同前 32号,1997年176-157页;《蒙古时代全真教文书的研究(3)—围绕<大蒙古国累朝崇道恩命之碑>—》,同前 33号,1997年, 154-132页)。;第三:分析了大道教、太一教教团化于华北的过程。;第四:接收江南以后的正一教（包含汉天师与大宗师的关系）与蒙古政府的关系。;第五:探讨了成宗以后的全真教(《张留孙的登场前後—从发给文书看的蒙古时代的道教—》,《东洋史研究》第56卷第1号,1997年,66-96页;《蒙古王族与道教—武宗海山与苗道一—》,《东方宗教》第93号,1999年,24-44页;《承天观公据》,《追手门学院大学文学部纪要》35号,1999年, 162-141页)。他精辟分析了碑刻等史料,证明了蒙古时代的政治体制。这不仅是道教史的研究,从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研究来讲也是卓有成效的成果。
中村淳重新研讨了众所周知的佛道之争问题。他指出,道佛论争不仅是决定道教和佛教的优劣的宗教问题,也是反映了国家政策的政治性事件。高桥探讨了从对全真教的角度来看道佛论争,加强了中村的看法(中村淳:《蒙古时代的<道佛论争>的实像—忽必烈的中国支配的道路—》,《东洋学报》第75卷第3／4号,1994年,33-63页;《至元十七年的放火事件》,《东洋文化学科年报》12号,1997年, 62-76页;《忽必烈的令旨二通—另外一个“道佛论争”—》)。中村通过对华北的少林寺、灵岩寺和大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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