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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讨论日本元史学界之中比较盛行的“文化政策”的研究。此题目不仅是我个人所关注的问题,也是元史研究中有着特别的意义。森田宪司在《元代汉人知识人研究的课题二、三》一文中,第一节定名为“对汉人知识人政策”(43页)。堤一昭将“宋、元”的研究分类,仅在说明在元史研究时准备了“宗教、文化政策”这一范畴(《东亚（中国—五代、宋、元）》216页)。蒙古政府对大元兀鲁思治下,特别对中国本土和住在当地的士大夫执行了怎么样的政策？此问题与其他时代相比,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可以认为这是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森田提及此问题后,文化政策的研究重新引起了史学界极大的关注。
首先讨论围绕儒教的历史问题,可以分为科举、祭祀、教育等三类。关于元代科举,1990年以前日本国内的研究不多。只有探讨蒙古时代科举的特有现象的论著,例如蒙古、色目人受到优待的理由等。这种研究情况与中国学者的对科举继续进行研究的状况完全不同。近年,围绕新史料的出现,日中两国展开新的研究。台湾萧启庆发表了进士及第者的名单(《元延祐二年与五年进士辑录》,《台大历史学报》第24期,1999年,375-426页等五篇)。桂栖鹏出版了《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本书似乎是关于元代科举的第一部专著。同时,森田宪司与陈高华对《元进士考》和《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进行了各自的研究(森田:《元朝的科举资料—以钱大昕的编著为中心—》,《东方学报》第73册,2001年,157-184页; 陈:《两种<三场文选>中所见元代科举人物名录—兼说钱大昕<元进士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2001年,342-372页;《元朝科举诏令文书考》,《曁南史学》第1辑,2002年,153-171页)。前面所提的宫纪子《<对策>的对策》和黄仁生的论文中,也进行了后一部书的介绍和分析(黄:《论元代科举文献三种发复》,《文献》2003年第1期)。以往对这些史料本身及其价值所在尚未展开基础性的研究。最近,越来越从多角度对本书的内容和价值进行探讨。平田昌司:《科举制度与中国语史》(《古典学的再构筑》第7号,2000年,54-60页)和笔者的《<礼部韵略>与元代科举》;《<文场备用排字礼部韵注>浅析》(待刊)均与元代科举很有关系。今后这些基础性研究有必要进行充分的讨论。
关于元代祭祀问题,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其中,国家祭祀被认为是蒙古对汉地(或者中国)的统治方针与统治体制的标志,即祭祀是“文化政策”的一侧面。当然不是只与儒教有关的问题,为了方便起见,在此进行整理记述。首先要提及池内功的基础性研究。世祖时期,蒙古政府重视了汉地诸神的祭祀,同时采取了保护儒教的态度。另一方面,将太庙祭祀和拜天仪礼改为蒙古方式的祭祀。池内指出了这种区别。他认为蒙古坚持了自己的祭祀,但是为了统治汉地的需要,重视汉地的仪礼(《忽必烈朝的祭祀》,平成2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综合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中国史的正统与异端》(2),1991年,55-70页)。他还探讨了蒙古政府体系化地方祭祀的过程(《元朝的郡县祭祀》,野口铁郎编《中国史的教与国家》雄山阁出版,1994年,155-179页)。随着劝农政策的进展,郡县社稷和风雨雷师的祭祀,在比较早期被采取。宣圣庙祭祀从保护儒教的角度来开始得更早。对三皇（伏羲、神农、黄帝）的祭祀到了成宗铁穆耳即位后才开始。他具体探讨了这些祭祀的实施过程、“祭仪的具体内容、祭仪主持官、以及郡县祭祀对教化大众的影响”等问题。同时,他还分析了黑城出土文书,理清了祭祀有关的官费支出的手续 (《元朝郡县祭祀中的官费支出—黑城出土祭祀费用文书的检讨—》,《四国学院大学论集》第85号,1994年,33-68页)。其中,三皇祭祀是元朝特有的祭祀。对三皇祭祀在较短时间内得以推广的社会背景问题，今后有待于进一步加以研讨。
另外,池内所提的“中国的祭祀”之中,关于以曲阜为中心的宣圣庙祭祀,森田宪司和宫纪子所进行的研究非常有趣。森田:《至元三十一年崇奉儒学圣旨碑—石刻、<庙学典礼>、<元典章>—》(梅原郁编《中国近世的法制与社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年,403-435页)与宮:《围绕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诰>的诸问题》之中,分析至元31年与大德11年的圣旨,研讨了元代前中期的尊崇宣圣庙的情况。森田也整理了与曲阜的碑刻有关的现存文献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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