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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北朝疫病流行及救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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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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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皇始元年（396年），道武帝亲自率领40余万军队南下讨伐慕容宝，次年八月十五日，进攻常山九门（今河北藁城县西北），“时大疫，人马牛多死”。人畜共患的疫病流行，使军队遭受到非常大的损失，“在者才十四五”。而“是时中山犹拒守，而饥疫并臻，群下咸思还北”。为了稳定军心，道武帝将疫病流行归于天意，并在袭击中山后撤军。[3]（《太祖纪》）明元帝泰常八年（423年）四月闰月，北魏军队攻占虎牢关后，“士众大疫，死者十二三”。流行病的作祟，迫使明元帝率军退回晋阳。[3]（《太宗纪》）同年，明元帝派遣刁雍与叔孙建率领5万余人，共同进攻青州。因“兵人不宜水土，疫病过半”，再加上宋少帝派遣檀道济等人所率救兵将至，最后只好撤军。[3]（《刁雍传》）显然，疫病流行大大降低了北魏军队的战斗力。和平元年（460年）六月，文成帝命令诸将讨伐吐谷浑什寅，八月，文成帝到达河西，“西征诸军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行军还，获杂畜二十馀万”。[3]（《高宗纪》）同样是疫病流行迫使北魏军队撤军。到北魏进入中原后，所发生的疫病流行多与水旱灾害有关。献文帝皇兴元年（467年）夏天，因为天旱和黄河决口，致使沿黄河27个州郡发生饥荒，不久就发生了“天下大疫”的惨象。及至次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万”。[3]（《灵徵志上》）在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年），“夏四月，平阳郡之禽昌、襄陵二县大疫，自正月至此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从上述两例数字，可知疫病死亡人数之多。
北齐时的疫病同样造成民众大量死亡。齐后主高纬天统元年，“河南大疫”。[4]（《后主纪》）武平年间，秦州刺史陆杳被陈朝军队包围百余日，“城中多疫疠，死者过半，人无异心。遇疾卒”。[5]（《陆俟传附杳传》）陆杳有可能是感染疫病而死亡。
综观魏晋十六国北朝的疫病流行，我们可以看出其所具有的鲜明趋势。其一，疫病流行大多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区。而这也与疫病流行的特点相吻合，一旦发生疫病，往往使人口大量死亡。其二，疫病流行与天灾人祸密不可分。在水旱灾害之后，或战争之后，常常发生大规模的疫病流行，这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之后的必然结果。其三，疫病的爆发时间有其规律可循，虽然说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疫病，但大多集中在冬春季节更替之时。 二、疫病流行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南北对峙的局面，使南北方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从总的形势来看，北方的封建王朝多处于攻势，这就使北方军队频繁地进军长江中下游地区。北方军队在南征过程中，因不适应长江流域的湿热气候，经常发生疫病流行，构成了这一时期疫病流行的显著特色。
从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后，曹操南进的军队因气候环境的变化而导致疫病流行的事实频频见诸史籍的记载。建安十三年（208）十二月，曹操军队赤壁失利后，军人因不适应赤壁一带的气候，“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1]（《魏书·武帝纪》）裴松之认为赤壁之败，“实由疾疫大兴，以损淩厉之锋”。[1]（《魏书·贾诩传》裴注）而与此同时，孙吴的军队又乘机进攻合肥，曹操派遣将军张喜率领千余骑兵和汝南地区的军队前往解围，亦“颇复疾疫”。[1]（《魏书·蒋济传》）曹操在次年七月就曾感叹道：“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1]（《魏书·武帝纪》）赤壁之战的失败，使曹操深刻认识到疫病对战争胜败的影响。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讨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司马朗在临死前对将士说：“遭此疫疠，既不能自救，辜负国恩。”[1]（《魏书·司马朗传》裴注引《魏书》）很显然，江淮一带气候不但造成军队内疫病流行，而且还使主将司马朗也染病而死。
到曹魏政权建立以后，长江流域特殊的自然环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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