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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北朝疫病流行及救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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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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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忘百姓之艰邪？诸上礼者皆绝之。”[2]（《武帝纪》）这次疫病流行在民间为害甚烈。《晋书·孝友·庾衮传》云：“咸宁中，大疫，（庾衮）二兄俱亡，次兄毗复殆，疠气方炽，父母诸弟皆出次于外，衮独留不去。……如此十有余旬，疫势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无恙。”此虽是赞扬庾衮对其弟的友爱，但反映了疫情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之长。
晋惠帝以后，疫病流行呈蔓延之势。元康二年（291年）“冬十一月，大疫”。元康六年十一月，“关中饥，大疫”。元康七年，“秋七月，雍、梁州疫”。随后又发生了“大旱，陨霜，杀秋稼”的自然灾害。疫病流行和自然灾害的交替影响，使“关中饥，米斛万钱”。[2]（《惠帝纪》）《资治通鉴·晋纪四·世祖武皇帝下》“元康七年”条则径云：“秋，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万钱。”而此时关中地区又兵连祸结，“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败绩。而饥疫荐臻，戎晋并困，朝廷不能振”，在此情况下，朝廷允许人口“诏听相卖鬻”来缓解民间因疫病所造成的生存危机。[2]（《五行志中》）到了晋怀帝永嘉年间，疫病流行呈现出大爆发的态势。永嘉初年，“关中饥荒，百姓相噉，加以疾疠，盗贼公行”。[2]（《高密文献王泰传附略弟南阳王模传》）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阳大疫，死者三千余人”。永嘉六年，“是岁大疫”。[2]（《孝怀帝纪》）因此，《晋书·食货志》云：“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由此可知，永嘉年间的疫病流行既有旱灾方面的原因，又有战争造成民众大量死亡的因素。
十六国时期疫病流行也不时发生。刘聪末年，荒淫无道，不恤民力，横征暴敛，社会矛盾极为尖锐。廷尉陈元达劝谏说：“陛下龙兴已来，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内兴殿观四十余所，重之以饥馑疾疫，死亡相属，兵疲于外，人怨于内，为之父母固若是乎！”[2]（《刘聪载记》）大兴土木与疾疫流行相伴，使民众大量死亡。而刘聪仍然一意孤行，结果朝政日乱，再加上“军旅在外，饥疫相仍”，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前赵光初三年（320年），刘曜左中郎将宋始、振威宋恕投降石勒。刘曜派遣广平王刘岳为征东大将军，镇守洛阳，“会三军疫甚，岳遂屯渑池”。而石勒又派遣石生策应宋始等人，刘岳只得退据陕城。次年，前赵境内发生了“疫气大行，死者十三四”的疫情。光初五年（322年）五月，刘曜又进攻仇池，“时曜寝疾，兼疠疫甚，议欲班师”。可能是刘曜也感染了疫病，最后派人劝说仇池归附才撤军。[2]（《刘曜载记》）前赵的三次疫病流行加速了这一政权的灭亡。
后赵时期疫病流行仍然非常盛行。东晋大兴四年（321年），祖逖病死，石勒开始进攻东晋，东晋的征北将军祖约退守寿春。适逢“勒境内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罢徽文殿作”。疫病流行遏止了石勒的军事进攻，但石勒仍然派兵驻扎在豫州前线以威胁东晋，“梁郑之间骚然矣”。此次疫病流行也波及到东晋占领的青州。东晋的青州刺史曹嶷据有广固，在石勒大将石虎大军的威胁下，准备逃往海中，“会疾疫甚，计未及就”，结果被消灭。[2]（《石勒载记下》）石虎死后，冉闵乘石虎子孙混战之际夺取政权，建立魏。冉闵又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矛盾颇深，“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而此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战争使疫病迅速传染，造成移民的大量死亡，出现了“诸夏纷乱，无复农者”的景象。[2]（《石季龙载记下附冉闵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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