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魏晋北朝疫病流行及救助 |
 |
时间：2009-7-24 13:55:02 来源：不详
|
|
|
晋武帝时挚虞被举为贤良，在答对晋武帝的策问时，挚虞曾经说：“日月错行，夭疠不戒，此则阴阳之事。” [2]（《挚虞传》）已经认识到是阴阳不调导致了疫病的流行。在西晋灭吴前，就有人指出：“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2]（《杜预传》）太康元年三月，王濬攻克武昌后，贾充遣使上表曰：“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2]（《贾充传》）出现如此多的反对向孙吴用兵的意见，除了西晋中央政府内部的斗争外，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认识到长江流域是疫病流行的重灾区。前秦苻坚执意南讨，道安在劝谏他的话中有“东南区区，地下气疠”一句，用来描述江南的气候可能导致疫病的流行。苻坚的太子苻宏也以江南地区“土下气疠，不可久留”来劝谏，但没有被采纳。[2]（《苻坚载记下》）
随着北魏军事力量向南推进，北方农业地区的自然环境对鲜卑族影响越来越大。因为北方地区连年旱灾，神瑞二年（415年）有人建议迁都于邺（今河北磁县东南）。崔浩与周澹认为迁都一方面可能暴露鲜卑族人口稀少，另一方面，“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新迁居民不服水土也可能导致大批死亡。故而他建议君民同心克服困难，受到明元帝的赞赏。正因为崔浩对鲜卑族难以适应南方气候有深刻认识，所以，宋文帝军队准备北伐时，有人建议派军队挫其锐气。崔浩认为“此不可从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土下湿，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师之时”。[3]（《崔浩传》）太和十九年（495年）正月，针对孝文帝所确定的是年夏将巡视三齐（今山东北部及中部地区）或者中山（今河北定县）的计划，韩显宗上书指出：“且向炎暑，而六军暴露，恐生疠疫，此可忧之次也。”[3]（《韩麒麟列传附子显宗传》）孝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而不再出游。诸多事例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长江流域夏季湿热的气候环境易致疫病。
面对疫病流行所带来的种种灾难，政府及社会各阶层都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措施来救治疫病患者。首先，统治者多次颁布诏令对遭受疫病威胁的民众予以救助。建安十四年（209年）秋，曹操下令对遭受疫病死亡的将士家属进行抚恤，“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四月曹操所颁行的令中对于因疫病而死的民众给予更多的优抚，“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1]（《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是较高的待遇了。晋武帝在咸宁二年，对于京城地区所遭受的疫病威胁，“赐诸散吏至于士卒丝各有差”。[2]（《武帝纪》）西晋末年，李矩在任河东太守时，面对“时饥馑相仍，又多疫疠”的局面，“矩垂心抚恤，百姓赖焉”。[2]（《李矩传》）北魏永平三年（510年）四月，平阳郡的禽昌县和襄陵县疫病流行，迫使宣武帝在五月“诏以冀定二州旱俭，开仓赈恤”。[3]（《世宗纪》）除了政府救助外，民间的救助也见诸记载。西晋末年由于战乱，韦泓“亲属遇饥疫并尽”，他后来到洛阳，依托应詹，“詹与分甘共苦，情若弟兄”。[2]（《应詹传》）还有用医药救助百姓的。北齐时，赵州人李士谦在灾荒之年全力救助民众，“凶年散谷至万余石，合诸药以救疾疠，如此积三十年”。[5]（《李孝伯传附谧子士谦传》）
人们对疫病流行也提出了一些防治措施。曹魏时期，华佗弟子吴普所述的《神农本草经》中记述了一些可以疗治疫病的药物，如“升麻”，“主解百毒，杀百精老物殃鬼，辟温疫瘴邪蛊毒”。[7]（《升麻》）“木香”，“辟毒疫温鬼，强志，主淋露”。[7]（《木香》）“徐长卿”，“主鬼物，百精，蛊毒，疫疾邪恶气，温疟。久服，强悍轻身。”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