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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豪右与魏齐政治——从魏末启立州郡到北齐天保七年并省州郡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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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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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以实之，今名东州城。其年废镇，又置恒州”。另据《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六年“发夫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里”。按《元和郡县志》，此时尚无恒州，应是太平县。北齐设恒安镇于平城应与筑长城前后相连，意在北防突厥，西备北周，与天保六年置“北朔州”同属于北部边防战略的组成部分。高欢弟子赵郡王高叡在天保八年曾任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库推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这里出现的“北恒州”当是七年新设的“恒安镇”所改。史称“叡慰抚新迁，量置烽戍，内防外御，备有条法，大为兵民所安”。[154]所谓“新迁”就是《元和郡县志》说到的“豪杰三千家”。这些豪杰应主要是各地汉人大姓。隋末起兵于此的刘武周本为河间景城人，“父匡，徙家马邑”[155]，其父徙居马邑当在北齐时，应是因设北朔州、恒安镇迁豪移入该地的。又有太原人王约之祖王恽“齐任恒州司法，有志无时，□宦游于□位”[156]，司法乃隋代的官衔，按北齐的制度应为“法曹行参军”。法曹如果是由当地人出任的话[157]，王恽也应由太原迁到恒州。这两例可证被迁者包括不少汉族豪杰。时人宋孝王在《关东风俗传》中说“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158]或暗指此事，上举两人或是书中提到的“瀛、冀诸刘”与“并州王氏”的一员。建镇防边战略本与削弱豪右不相干，但在具体实行中通过迁豪将两者联系起来，使之成为打击汉族豪右的又一步骤。
天保七年大量并省州郡县，同时设镇迁豪，一废一设，看似矛盾，目的实际相通：打击汉族豪右。经过高欢掌权后的不断打击，汉族豪右似乎已无还手之力，文献中难以见到各地有人以武力或其他方式反抗[159]。 五 余论
豪右尽管已遭重创，北齐朝廷并没有就此罢手。武成帝时颁布的“河清新制”中对百姓建邑义兴福业做出限制，“新令普班，旧文改削”，规定“诸为邑义，例听县置”。[160]这一规定针对的是佛徒，实际各地豪右常常利用兴福建邑来扩大影响，抬高声望。令文剥夺了百姓自由立邑义的权利，也限制了豪右利用佛教邑义在民间树立声威，等于堵塞了豪右在民间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无疑属于釜底抽薪之策。这是以往措施的余波。
经过几十年的打击，北齐辖区内的豪右势力大为削弱。有齐一代，大族反叛很少，基层统治稳定[161]，证明这一措施基本获得成功。不过，北齐朝廷为此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汉族豪右由此丧失对齐廷的认同，在面临北周兵锋时，除了晋阳尚有抵抗外，其他地区望风而溃，北齐迅速走向灭亡。而后主在兵临晋阳时欲北走突厥，似乎也可看出北齐政权在汉族地区统治基础之薄弱，这与缺乏豪右的支持不无关系。
关东豪右并没有自行消失，而是经过东魏北齐朝廷的打击，逐渐丧失武力，而换得散号官位，无力与朝廷对抗。北周与杨隋踵其事，不仅将山东豪强迁至洛阳，更有甚者，对旧齐士人也颇为忌惮，仕途上予以压制[162]，实际上延续了北齐的做法。
相形之下，西魏北周立国之初国力微弱，但它能利用汉族乡豪，发挥其作用，政治上委以重任，上下同心，最终平齐统一北方。关陇豪右亦藉此步入政权，结合到“关陇集团”之中，跻身为帝国的统治者。[163]朝廷对待豪右的态度与两国的盛衰关系密切，不可不察。
经过魏齐至周隋的反复打击与关陇地区豪右融入政权，一降一升，或沉寂闾里，或显扬朝堂，豪右在地方的影响日益式微。随着乡官的废止、勋官、散官制度的确立、守选制度的形成与科举制的设立、影响日盛，两汉以来困扰朝廷数百年的豪族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进入隋唐以后，“豪右”不再是朝廷关心的重点，朝廷与地方关系从此转入新阶段。这也应视为北齐对后代的一个重要贡献。
另一方面，研究历代行政区划变动，特别是那些重要的调整，也不能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需要结合时代背景、朝廷动向等加以具体的分析，揭示变动的原委与产生的后果，这样才能获得对历代行政地理更为深入的认识。
[1]《通典》卷三《食货·乡党》引，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62页。
[2]陈爽《〈关东风俗传〉所见诸豪试释》，收入所著《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
[3]关于“士绅”的简短概括见John King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enlarged e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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