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述，秦武王二年《田律》中一些与时令宜忌有关的律令，相当一部分为吕后二年《田律》所继承。从文献来看，汉代许多时令制度和习俗也是承秦而来。《汉书·高帝纪上》载高帝二年（前205）：

　　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

《吕氏春秋·仲春纪》：“择元日，命人社。”陈奇猷校释引孙蜀丞先生语曰：“《月令》、《淮南》‘人’并作‘民’，此疑因唐讳而未经改正者。”[25]高帝在二月命立汉社稷，与月令行事正相吻合，在春季“施恩德”则是月令春令的主要内容。但是诏令颁于高帝二年，当时楚汉战争鏊战正酣，高帝不可能在此年即有意按照月令的精神制定国策，因此，应当设想高帝的这一诏令是根据习惯法制定的，不仅当时有二月社的习俗，而且于春季布德施惠也是春秋战国以来的政治传统。
　　高帝在位期间一直奉行“布德施惠”的春季政策，如正月赦天下（二年、五年、九年、十一年）、鼓励生育（七年）；二月赐民爵（二年）、复租税徭役（二年）、置三老（二年）、省献赋（十一年）、进贤良（十一年）；三月奖励士卒（八年）。其后的惠帝、高后在春季也以施恩德为主要施政原则，惠帝四年正月曾“举孝悌力田者复其身”，三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高后元年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二月“置孝弟力田”。但是，除了高帝时曾“法天地，顺四时”制定了一套天子春夏秋冬四时服制外，[26]没有迹象表明高、惠、高后时期已经开始有意依据月令制定国策，却有一些相反的证据。如惠帝在位期间曾三次在正月进行“城长安”的活动（元年、三年、五年），而《吕纪》规定是月“无置城郭”。
　　西汉王朝于春、秋两季实施的养老政策也应是承秦而来。前文已述，文帝元年三月曾令有司对八十、九十以上老人具养老受鬻法。从诏中“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之语，可知文帝即位以前就应有以粟鬻养老之法。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傅律》证实吕后二年（前186）时已把对年九十以上者月禀米的规定载入法律，简354：

　　大夫以上[年]九十，不更九十一，簪  九十二，上造九十三，公士九十四，公卒、士五（伍）九十五以上者，禀  米月一石。

从《汉书·武帝纪》所载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夏四月诏来看，这条律令又被称作“受鬻法”：

　　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然则于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

武帝说“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显然指的是《二年律令·傅律》的规定。武帝诏为何提吕后二年的傅律，而不提文帝时所具令，不禁让人感到疑惑，文帝元年所具养老受鬻令是否成为制度亦因此成了问题。
　　“受鬻法”的建立早于吕后二年应该没有疑问，根据一些迹象推测，高帝时可能已有此法。高帝时推行了一系列养老措施，前引《高帝纪》高帝二年二月下诏，令县、乡置三老，对三老实行免徭戍、十月赐酒肉的优惠政策。1959年和1981年武威出土了两件王杖诏书简，两简均有一段相似的文字：“高皇帝以来至本始二年，朕甚哀怜耆老高年，赐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吏民有敢骂詈辱者，逆不道，得出入官府节第，行驰道中，列肆贾市租比山东复。”[27]已往学者多认为赐王杖制度始于宣帝本始二年（前72），但是张家山汉简的出土推翻了这一说法，载于《二年律令·傅律》的简355条规定：

　　大夫以上年七十，不更年七十一，簪袅七十二，上造七十三，公士七十四，公卒、士五（伍）七十五，皆受仗（杖）。

据此，正如王杖简文字所表述的赐王杖制度应始于高皇帝。依此类推，高帝时可能也有了“受鬻法”。
　　高帝时期的一系列养老制度可能是承秦而来。禀米和受杖的标准是爵位，即透露出它与秦制的渊源。乡置三老的制度即明确为秦制。《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十里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风俗通》载：“俗说高祖与项羽战，败于京索，遁丛薄中，羽追求之。时鸠正鸣其上，追者以鸟在无人，遂得脱。后及即位，异此鸟，故作鸠杖以赐老者。案少皞五鸠。鸠民者，聚民也。《周礼》：罗氏献鸠养老。汉无罗氏，故作鸠杖以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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