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17]

此外，在《汉书·景帝纪》所载景帝后三年（前141）春正月诏中也谈到“种树”：

　　农，天下之本也。……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从文帝诏前后文来看，文帝“岁劝民种树”的动机在于“道（导）民”“务本”、“辟”“野”，以解决农民粮食不足极端贫困的问题，也就是说“种树”与粮食生产的多寡有着直接关系。查文帝十二年以前诏，其中关于劝民农桑的诏令有两道，一是文帝二年（前178）正月所下“开藉田”诏：“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二是当年九月诏：“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这两条诏令可能就是文帝所说的“数下岁劝民种树”的诏书。在景帝诏中，对于过去几年发生的年成不好、粮食产量低的情况，景帝认为与农民大量弃农从商直接相关，他因此下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并认为只有这样才“可得衣食物”。这里的“农”与“食”相对，“桑”与“衣”相对。所谓的“益种树”就是扩大耕种面积，与文帝所说的“辟”野意义相同。由此可以看出，文帝、景帝关于劝民“种树”的诏令，其实质就是劝民农桑，开辟草莱，扩大春季耕种农作物的面积。
　　此外，从尹湾《集簿》的内容来看，“春种树”亦应作春季耕种农作物解。尹湾《集簿》中谈到的土地种类有：提封田、□国邑居园田、种宿麦、春种树等等，由于“□国邑居园田廿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二□□十九万百卅二……卅五（？）万九千六……长生”一简残缺，给全文的理解带来困难。《集簿》划分土地资源的方式与《汉书·地理志下》所记平帝时统计国土资源的方式有相似之处，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林川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

《地理志》把提封田分为不可垦、可垦不可垦、定垦田三种，各占提封田的70·6%、22·2%、5·7%。《集簿》中种宿麦数是定垦田应没有疑问，种宿麦数107，310顷，占提封田近21%，已将近平帝时定垦田比例的4倍，这应与东海郡地处黄淮流域、地势平坦少山、农业经济发达有关。从《集簿》种宿麦的面积比例可以看出，宿麦是东海郡种植最为普遍、占绝对优势的粮食作物。虽然东海郡是种宿麦大郡，但是一个郡只种植一种大田作物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因此，可以设想“春种树”就是指与宿麦的秋季种植相对的春季种植，种植的作物可能是粟，也可能是稻、菽，或者是它们的集合，但是否包括蔬菜瓜果等园圃作物由于材料缺乏尚难以确定。
　　假如把尹湾集簿的“以春令”和“春种树”的内容分别理解为国家春季实行的存恤诸孤政策和鼓励农桑政策，那么，对于它们与传世月令的关系就会得出与邢先生完全相反的结论，因为存恤诸孤和劝民农桑是传世月令春令的主导精神，它们表明成帝时传世月令精神已以十分具体的政策措施贯彻到现实政治中。

二、出土秦汉律令与月令

　　邢先生在《月令与西汉政治》一文中，曾就青川秦墓《田律》与传世的三种月令书以及《管子·四时》、《国语·周语》进行过比较，此前杨宽氏也曾作过此类比较[18]。一方面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