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会员中心 在线投稿
| 网站首页 | 中国历史 | 世界历史 | 历史名人 | 教案试题 | 历史故事 | 考古发现 | 历史图片 | 收藏 | 社会
相关文章    
您现在的位置: 历史千年 >> 教案试题 >> 历史论文 >> 正文
陈直先生与秦汉史研究—
商鞅变法与秦国田租的征
从悬泉置壁书看《月令》
出土文献与秦文化的研究
“大一统”与秦汉历史地
自然环境·地缘政治·新
中国西部与秦的统一
新发现的封泥资料与秦汉
里耶秦简与秦地方官制
《二年律令》与秦汉继承
最新热门    
 
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

时间:2009-7-24 13:55:15  来源:不详
《吕纪》的记载不同,《淮南子》和悬泉置诏条则与后者一致。
  将上述比较结果加以归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秦及汉初制度具有一脉相承性,史称“汉承秦制”绝非虚言;2、秦汉制度可以在“夏令”中寻找到渊源;3、秦及汉初的法令制度与《管子》、《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之间存在着一些重要差别。4、《淮南子·时则》有调合秦汉律令与传世月令的意味,而悬泉置月令诏条则完全倒向了《吕纪》与《礼记·月令》。这样,实际上就把以上诸种文献划分为两个阵营,由于两个阵营中都有明确地域标志的东西,如青川秦律明确为秦武王二年时的秦国法律;《国语·周语》所引《夏令》是否是夏的月令尚不能确定,但是,单子说“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是先王之教,先王指的应该是周的先王,而周发源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管子》虽然其成书年代尚不能确定,但其所述为齐国制度当无疑议。那么,青川秦律和《国语·周语》所代表的月令体系是否反映的是前帝国时代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农业习俗?相对的,《管子》、《吕纪》是否代表着前帝国时代黄河下游的月令体系?
  另外一些事实也指向这一判断。《汉书·食货志上》载董仲舒上书说:“《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由此可知,至武帝时关中仍以粟为主要粮食作物,宿麦种植并不普遍。《春秋》既重“禾”又重“麦”,与《春秋》是鲁史有关,因为鲁国等关东地区很早就有种麦的传统。《周官·职方氏》记载九州中适宜种麦的地区有青州“谷宜稻麦”,豫州“谷宜五种”,颜师古注“黍稷菽麦稻”,兖州“谷宜四扰”,颜师古注“黍稷稻麦也”。
  《吕氏春秋·十二纪》九次谈到麦,除孟、仲、季春三月“食麦与羊”外,在仲春月还谈到“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季春月天子要“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孟夏“农乃升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麦秋至。断薄刑,决小皋,出轻系。”仲秋月“乃劝种麦,无或失时,行罪无疑。”六次提到“谷”,六次提到“五谷”,没有提到粟。孟春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仲夏月“乃命百县,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农乃登黍。”“季夏行春令,则谷实解落,国多风欬,人乃迁徙。”孟秋月“农乃升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仲夏月提到的谷应指黍,由此可知《吕纪》中的“谷”并不全然指粟。由此可知,在《吕纪》所反映的区域农业结构中,麦占有突出地位,与关中地区长期以粟为主要粮食作物不同。
  吕不韦以秦国相的身份召集门客编撰《吕氏春秋·十二纪》,却不以秦国法令和农业生产模式为样本,而采用适合于东方特别是青州地区的月令,只能有一个原因,即当时世上已流传有一种月令书,并且这种月令书很可能是以周代王制的名义亦即明堂月令的形式而为时人所推奉,它可能与《管子》同源,均来源于齐国制度,吕不韦门客作《吕氏春秋》时将其拿来,割裂为十二篇,系于各章之首。也就是说,《吕氏春秋·十二纪》绝不象郑玄所说是吕不韦所作,其所述也不是以秦国农业生产经验为核心的月令体系。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战国时蓄士之风极盛,《史记·吕不韦列传》说:“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这些士不必尽是秦人,多有关东六国之人。“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其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由此可见《吕氏春秋》素材来源之庞杂、广博。也正因为如此,《吕氏春秋》向来被认为是杂家之集大成者。
  近人容肇祖氏曾论月令出于战国齐人阴阳家邹衍,[22]侯外庐先生也认为《吕氏春秋》受了邹衍所代表的阴阳五行学派“不小的影响,并替它保存了所谓‘五德终始说’”,并引《史记·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推论“邹衍的学说在秦必甚显赫,五德终始说见采于吕氏春秋是很自然的,说不定还有他的信徒参加了《吕氏春秋》的‘论集’”。[23]本文的考察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容氏、侯氏等先贤的论断。
  通过秦与齐的月令安排不同,我们可以推想战国时的其他五国可能也都有自己的月令安排,并且很可能和秦国一样被载入法令中。但是这种被载入法令的月事安排,本身并不具有阴阳五行色彩,它完全是在生产生活、政治统治以及生态保护的经验上建立起来的,而这正是月令产生的初衷,长期经验的积累使其最终被纳入到法令中。战国时期阴阳五行思想出现后,阴阳五行家将其学说与已经制度化的月事安排相掺揉相混合,配伍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形成大致今天我们所见到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Copyright 2006-2009 © www.lsqn.cn All rights reserved
历史千年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