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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北东部若干拓拔史迹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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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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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作一些考察。
桓帝葬母，《魏书》有三条资料。《魏书·皇后传》：“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早崩。桓帝立，乃葬焉。高宗初，穿天渊池，获一石铭，称桓帝葬母封氏，远近赴会二十余万人。有司以闻，命藏之太庙。”同书《序纪》桓帝之二年（296）：“葬文帝及皇后封氏。初，思帝欲改葬，未果而崩（按事在294年）。至是，述成前意焉。晋成都王司马颖遣从事中郎田思，河间王司马颙遣司马靳利，并州刺史司马腾遣主簿梁天，并来会葬，远近赴者二十万人。”又同书《高宗纪》兴安二年（453）二月乙丑，“发京师五千人穿天渊池”。这三条相关的史料，说明桓帝甫即中部之国君位，即张罗葬母封氏之事；而其中前两条史料，对于296年葬事的记叙还有微妙的差别可资思考。
296年的葬事，所葬是文帝及其妻封氏，不只是如石铭所说“桓帝葬母”而已，葬母时有盛大的政治活动，也不是简单的瘗埋事务，只是究竟葬于何地，并无明说。封氏早死于拓跋三分之前，遗体自当有所处置，按理是在盛乐；而文帝亦早被拓跋诸部大人矫害于阴馆，当是即其地草率敛尸，未回盛乐。至是，桓帝并其父母葬于天渊池近处，立石铭以为纪念。此事《序纪》谓之“改葬”，是准确的；石铭只说葬母，并不确切。此其一。
改葬初议发自文帝兰妃之子思帝。思帝是文帝幼子，且非嫡出，但继承君位在嫡出长子桓帝之前。从拓跋帝位继承常情看来，此事似有隐讳之处。以常情论，思帝发此议，初衷当重在葬父，而不会是重在安葬非其生母的封氏，《序纪》谓“思帝欲改葬”，本来未说明单葬一人或者并葬二人。思帝在位又仅一年而死，国分为三。桓帝即中部君位，乃顺势“述成前意”，于中部国境内并其父母而葬，史文乃记曰“葬文帝及皇后封氏”。桓帝以葬父的名义并葬其母，一举两得，本属情理中事，可以理解，而且还不算直接违背思帝初衷。但石铭所载只说葬母，不提其父，喧宾夺主，就只能视为石铭曲笔，桓帝私意了。这是否有封氏部族即桓帝外家利益掺杂其中，强为定调，也很难说。根据《官氏志》，封氏是北姓是贲氏所改，是贲氏是内入诸姓中居东方的一个部族。疑此与桓帝之妻祁氏以东方部族介入拓跋事务有类似之处。此其二。
尤其值得留意的是，桓帝利用葬母之事大张旗鼓，广泛联络，二十余万与会者中除草原诸部族以外，还包括西晋有关的王公牧守所派遣的使者，这在拓跋历史上是仅见的。我认为正是桓帝本人，有意藉葬母机会为自己或为自己所属的拓跋支系包括同母弟穆帝制造声势，显示力量，以图压制兰妃所生思帝后人的影响。观乎桓穆以后拓跋历史正是兰妃后人与封后后人长期反复的权位斗争，上述推理不为无据，此其三。桓帝藉葬母机会制造声势以扩张势力，下一节还要谈到。
至于封后葬地，需藉树铭之地加以辨析。
文成帝时被穿为天渊池并树立石铭之处，以常情论当即为文帝与封后葬地。穿池是征发平城民所为，其地必在平城附近，这是可以肯定的。穿池发民五千之多，可证工程规模不小[5]。《魏书》中除《序纪》、《文成帝纪》、《皇后传》有关天渊池的同一事件的记载以外，它处所见的天渊池资料，却都不是指平城的天渊池而是指洛阳的天渊池。如卷二二《废太子恂传》“高祖泛舟天渊池”，卷八《世宗纪》永平四年（511）“迁代京铜龙置天渊池”，卷一九（上）《恩倖传》茹浩领华林诸作，“为山于天渊池之西”等等，所指都是洛阳的事。
顺便提及，洛阳的天渊池有确切的记载，其地在洛阳城内宫城之北。《水经·榖水注》，榖水自西流入洛阳宫城，穿天渊池，在华林园（原名芳林园）中，为王公胜流游憩之所。天渊之名最早见于曹魏之时，魏明帝太和元年（227）王朗上疏称“华林天渊足以展游宴”[6]。北魏文成帝发民所穿的平城天渊池，后来文献无闻，是池未修成或旋修旋废？是一时有意袭用洛阳胜景旧名而后来又废而未用？或天渊之名虽未废而另有习用之名如灵泉池之类？我疑灵泉池就是平城的天渊池，只有灵泉池才能与供帝王显贵游乐的天渊池相当。
《水经·灅水注》如浑水经灵泉池，其地“南面旧京（平城），北背方岭（方山），左右山原，亭观绣峙”，显然是平城与方山之间的贵游名胜之处。据《高祖纪》和《文明太后传》，太和三年（479）起灵泉殿于方山，这就使灵泉池、灵泉殿与方山景观连为一体，自成组合，平城它处找不到第二例。起灵泉殿于方山，大概是冯太后属意以方山为茔的开始。其后数年中，冯太后与孝文帝频幸方山时并幸灵泉池。太和五年，冯太后寿宫工程启动；太和十五年，冯太后长眠于此。孝文帝也在这里经营寿宫，迁洛后仍以之为虚陵。从这些着意的经营中，我判断文成帝时所穿的天渊池就是以后冯太后与孝文帝经常临幸的灵泉池，地在平城与方山之间如浑水流经之处，当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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