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草原部落大会与平城西部的郊天坛

《魏书》卷二三《卫操传》操为桓帝辅相，桓帝死后，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立碑时间是西晋光熙元年（306年）。立碑记事显然是没有文字的拓跋部依仗汉士而为之的记事方法。今天能读到的较完整的早期碑文，桓帝碑是仅有的一件[7]，此碑文字在录入史传时虽然有所窜改，但基本内容依旧。
　　桓帝碑文有“应期顺会，王有北方”之语，值得推敲。“应期顺会”云云，从已知桓帝猗  事迹中寻找相关内容，只有桓帝葬母，会者二十余万这一事可以照应。各族部落大人应期赴会，意味着认同桓帝在部落联盟中的权威地位。西晋有关王公牧守遣使与会，可以肯定桓帝意在乘晋室之衰冲出代北，驰骋并州，成为中原侧目的茁壮力量，成为代北之王。卫操立碑的前二年，有桓帝助司马腾的并州之捷，立碑的前一年，西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这已是封君规格了。
　　草原部落大人聚会，往往在草原部族历史的重大时刻举行，主其事者是部落联盟中最具影响的人物，而除祭天以外往往伴有重大事件或重要的后续行动。据《序纪》，258年神元帝力微自长川迁至盛乐，“夏四月，祭天，诸部落君长皆来助祭”，诛观望不至的白部大人，于是“远近肃然，莫不震慑”，力微得以在新地停驻，其权威地位得以巩固。这是拓跋史籍所见第一次部落聚会。力微死后拓跋衰微，部落盛会未见举行。直到296年，才有桓帝趁葬母机会使诸部“应期顺会”之事，已见前文。此后拓跋经历了蓬勃发展的二十年，又陷入频繁内乱。339年，得势的昭成帝什翼犍重振拓跋，军威所及，“东至濊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于是而有“朝诸大人于参合陂，欲议定都于灅源川”之事。这又是拓跋力图向南开拓的一件空前大事。虽然由于王太后的持重态度，迁都未果，但从342年开始，每年“秋七月七日诸部毕集，设坛埒，讲武驰射，因以为常”，草原大会就成为定期召开的了。再往后，拓跋历史上最著名的草原部落盛会，举行于登国元年（396），即道武帝拓跋珪复国之年。是年正月“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从此，拓跋的领袖地位得到草原诸部的认同，拓跋帝业逐步实现。
　　草原部落大会几乎都是拓跋部兴盛的标志，而且往往推动拓跋部更加兴盛。循此规律观察桓帝葬母，诸部“应期顺会”之事，可知它正是在拓跋部经历了二十年衰微之后走向复兴的时刻发生的。此时桓帝自己正当壮年[8]，以神元嫡孙、文帝嫡子的有利地位，居拓跋三国的中部，西面有同母弟为之屏蔽，东面并无强敌，正是拓跋振兴的大好时机。所以他藉葬母之会大事张扬，以凸现自己的能力和权威，要求草原各部效忠，一举获得成功。葬母大会翌年开始，桓帝立即持续不断地北巡西略，《序纪》记载桓帝之三年至七年（297-301）的五年中，“诸降服者二十余国”；接着又介入西晋的并州事务，大破屠各刘渊，从而获得西晋所假大单于号。在此基础上，桓帝之弟穆帝才得以进一步介入并州事务，除获西晋所进大单于号以外，并获代公、代王之封。穆帝316年死，其基业基本上为桓后祁氏所继承。有证据显示，穆帝或祁后，看来也曾有举行草原部落大会以拓展事业的准备，但没有实现。
　　台湾学者康乐借鉴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关于东北亚草原游牧部落（胡族）礼俗研究，提出拓跋在部落联盟时期遵行胡族传统礼俗，西向祭天；以后建立国家，进入中原，才逐渐改从汉俗，奉行南北郊的制度。习俗的改变是比较缓慢的。大概道武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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