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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北东部若干拓拔史迹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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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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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平城时期，祭天礼俗犹胡俗汉俗并存；迁洛以后，南北郊制度才完全取代西郊祭天胡俗[9]。祭天仪式是诸部大会不可缺少的程序，《序纪》昭成帝五年（342）诸部大会有“设坛埒”之说，主要就是为了祭天。《礼志》（一）所谓道武“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非常隆重，而且完全遵循胡俗。上文说到穆帝或祁后曾为举行草原诸部大会预作准备，正是从类似的郊天资料得到信息的。《水经·灅水注》：如浑水“又迳平城西郭内，魏太常七年（442）所城也。城周西郊外有郊天坛，坛之东侧有郊天碑，建兴四年立”。据知在此之前，尚未见拓跋部有岁以为常的隆重的西郊祭天礼仪，所以平城西部郊天坛当是为择时召集部落大会而设，而且还拟镌碑纪念。
平城城址，以如浑水为基准，历汉、晋及拓跋时期，其轮廓无显著变化。平城西界有筑郭之事，如《水经·灅水注》谓魏太常七年筑平城西郭；《太宗纪》谓是年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平城西郊郊天坛所在地点的相对方位，无论是在穆帝、祁后时，还是在郦注成书时，郊天坛始终在平城西部的位置上[10]。
筑郊天坛的时间，值得注意。建兴四年为穆帝统一三部后的第九年（316），是年穆帝由于拓跋内乱，死在其子六脩之手。桓后祁氏继之掌握了平城局势，连续立其子普根及普根始生之子为主。此举不为在盛乐的诸部大人认同，他们另立思帝之子即平文帝郁律以对抗居于平城的祁氏。祁氏虽失法统地位，在代北东部的实力犹存，因而形成代北地区盛乐和平城的东西对立局面。平城的郊天坛就是在此年拓跋局势朝夕变化的条件下建立的。它究竟是穆帝所立，以图确立所获的代王地位在草原的无上权威，还是穆帝死后桓后祁氏所立，以求诸部大人对祁后树立桓帝子孙为拓跋之君的认同，现在无法予以判定。《晋书·愍帝纪》，此年“春三月代王猗卢薨，其众归于刘琨”，平城入祁后手。由此点看来，留给祁氏构筑郊天坛的时间较长，不过这毕竟不是判断的确切标准。而且，无论是穆帝还是祁后所筑，都是为了西向设祭，告天成礼，目的是一样的。
如果《水经注》所记建兴四年无误，上述意见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水经注疏》熊会贞认为“魏无建兴之号，建字乃延字之误。《魏书·礼志》（一）延兴四年（474）六月，‘显祖以西郊旧事，岁增木主七，易世则更兆，其事无益于神明。初革前仪，定置主七，立碑于郊所’，即《注》所指之事，则建兴当作延兴。”熊氏之说不无道理。但是据“显祖以西郊旧事……”的语气琢磨，不大像是新立郊天坛，倒像是就已有的郊天坛作出改革，并树碑为记。熊氏改字解史并无直接证据。早在建兴元年（313），代王猗卢已有“修故平城以为南都”之举，是否于故平城建郊天坛，事在建兴四年呢？平城西郭郊天坛确实设于文成帝以前。《魏书·崔浩传》闵湛、郗标请立石刊刻崔浩等所撰国史，“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北史》所记略同。此事《资治通鉴》卷一二五记“浩竟用湛、标议，刊石立于郊坛东，方百步，用功三百万”。胡注：“据《水经注》，平城西郭外有郊天坛。”按，平城东有如浑水之限，兴建多在西郭，《崔浩传》“天郊东三里”显有误，《通鉴》及胡注之说正合情理，当有根据。这也是平城郊天坛不待延兴四年始立之证。还有，“魏无建兴”也不是理由，因为北魏建元之前拓跋以西晋所封代王行事，史臣自然可用西晋正朔记拓跋事。总之，熊氏亦成一说，但不周全。反正这里只是掌故搜寻而非史学考证，就让两种说法并存吧。
不过，郊天坛如果是建兴四年所建，大概只能是利用天然树林，或者竖木为象，垒石为坛的简易处所。《汉书·匈奴传》师古注“蹛林”曰：“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天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北魏太武帝遣李敞诣幽都石室告祭天地祖宗，“既祭，斩桦木立之，……后所立桦木生长成林”，事见《礼志》（一）。北族竖榆、树柳为祭所，史籍多有，日本江上波夫氏《匈奴的祭祀》一文引证甚详[11]，遗风今犹可觅。所以建兴四年建郊天坛云云，不可能是堂皇的建筑，即令是延兴四年所建，很可能也只是简陋设施，观《南齐书·魏虏传》所叙平城宫殿建筑水平，即可明了。 三、 新平城迤南的拓跋史迹
从上文的探索，隐约窥见此一时期内代北东部事态的若干片段。所谓代北东部，实际上就是在拓跋三分时所居的中部之国，至于原来在上谷之北、濡源以西的昭帝所居的东部之国，此时已是代国的化外，在拓跋历史上很少再被提及了。
代北东部地区由于310年代国之立以来政治形势的变化，又出现了南北部之分。北部包括平城地区，包括灅水此段及其支流如浑水流域及于延水流域；南部则是穆帝从西晋取得陉北五县地的新区，居民主要是穆帝徙来。穆帝于313年在南部的灅源地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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