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送降名者，各自还村，候台军举烽火，各亦应之，以明降款。其无应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须殄戮，赏赉军士。

听到消息后，“民遂转相告报，未实降者，亦诈举烽”，结果：

　　一宿之间，火光遍数百里内。

叛军人心涣散，围不战而溃[35]。杨侃略施小计，未费军马，解除了蒲坂之围。此计得以成功，既取决于百姓传布信息速度快捷，也是当地村落密布所致。
　　北周时韦孝宽驻守这一地区，欲在要处筑城，以备胡人。此地乃齐周交争之处，大规模筑城不免招致北齐兴兵。孝宽布下疑兵阵，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诸村，所在纵火”，齐人果然上当，以为是军营，不敢轻举冒进，保证了筑城如期完工[36]。两地村落必分布密集，故远看村火相连，容易被误认为是连营接垒的驻军。两条材料都说明这一带聚落密集。
　　关中地区情况也相近。《续高僧传》卷27《释普安传》详细记述了隋初普安在终南山的弘法活动，提到众多村落，兹引如次：

　　隋文创历，佛教大兴，……时楩梓一谷三十余僧，应诏出家，并住官寺，惟（普）安……依本山居，……时行村聚，惠益生灵，……末有人于子午、虎林两谷涧之侧凿龛结庵，延而住之。……又龛西魏村张晖者，夙兴恶念，以盗为业，夜往（普）安所私取佛油瓮，受五斗背负而出，既至院门，迷晕失性，若有所缚，不能动转。眷属乡村同来为谢。……有程郭村程晖和者，颇怀信向，恒来安所听受法要，（后述身死复生事，略－－引者）昆明池北白村老母者，病卧床枕，……思见安形，……

下文还提到普安以法力助“大万村田遗生女儿斋集布施“事。此传意在宣扬释普安如何依靠佛力化恶为善，慈悲救济，这些事例不经意间使我们了解到终南山中村聚罗布。这些村落何时出现已难查考，《高僧传》卷12《释慧弥传》云弥受具足戒后“乃入长安终南山，……时至则持钵入村，食竟则还室禅诵，如此者八年。”慧弥卒于梁天监十七年（518年），春秋七十九。他在终南山中修道约在460年前后，即北魏文成、献文帝时，至少此时终南山已存在村落。
　　村落遍布恐怕不是仅见于这三个地区，也是北方各地的普遍现象。
　　总之，北朝时期北方各地遍布村落，都邑、交通线附近也大量存在，且出现的时间较早。它们是城镇之外的百姓的主要居住地。

二  村落的外观

　　日本学者研究“村落”偏重于从聚落变迁角度分析“村”的起源，涉及“村落”内部情况时注意的是豪族与村落的关系，至于“村落”的一般构造，除村落带围墙一点已有学者考察外，村落内民宅的布局、规模等几乎没有顾及。这里对上述问题略作讨论。
　　先从村落的形制谈起。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最直接的材料是考古发掘报告，可惜关于村落遗址的发掘屈指可数，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只能依据文献的点滴记述做些推测。
　　北朝村落应如宫川尚志所论，包括分布在平原地区与山区的，前举长安以南终南山中的诸村，是山区村聚的代表。平原地区的村，宫川尚志认为因天然屏障，必须修造防御设备，“大概村与田野之间用坞壁分隔，即使没有那么壮观，周围也有土墙环绕，由村门或村闾出入，里面地方相当狭小，人家密集。”[37]他的概括揭示了部分实情，但不能一概而论。相当一部分村落，乃至级别更高的府、县当时并无围墙。
　　《隋书》卷53《贺娄子幹传》载，隋开皇三、四年间，因陇西频被寇掠，文帝十分担心，以为“彼俗不设村坞，敕子幹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幹上书认为“陇西、河右、土旷民稀，”不宜屯田，且“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建议“但使镇戍连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文帝最终采纳了子幹的建议。据此，隋初陇西地区百姓散居而无围墙卫护[38]，这是经历数百年发展变化的结果。
　　两汉时期，这一地区应罕设城坞，曹魏末年，邓艾为都督陇右诸军事时，“修治障塞，筑起城坞，”结果“泰始中（265-274年），羌虏大叛，频杀刺史，凉州道断。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筑坞焉”[39]。这条材料证明当地城坞建于三国末，而非古已有之。十六国末的西凉时期，敦煌地区的百姓仍然居住在“坞壁”中，现存敦煌文书S 0113号是西凉建初十二年（416年）敦煌郡敦煌西宕乡高昌里的户籍，每户登记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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