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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村落考

时间:2009-7-24 13:55:25  来源:不详
尾都注明“居赵羽坞”[40],显然当时这件文书中所记的8户都生活在带围墙的聚落(坞)中,此坞或许也是源于邓艾的遗业。这实属为应付战乱不止的局面而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一旦局势稳定,百姓也就不必一定龟缩在狭小的“坞”内,随着人口的增加,会开始在坞外另辟新址建房。到隋初形成民各散居,不设村坞的局面。敦煌、陇西的情况勾画了百姓居住状况变化的轨迹,实际上,“散居”并不限于西北一隅。
  《隋书·炀帝纪下》:大业九年(613年)七月,炀帝“令所在发人城县府驿”,此时正值杨玄感起兵,围攻东都洛阳,炀帝远在攻打高丽的前线,国内形势危急,颁布此诏意在加强县府驿的防卫能力,亦证明此前还有不少并无城隍,至于县府驿之外的一般村落。未置城雉的恐怕更多。二年后,炀帝又在诏令中说“近代战争,居人散逸,田畴无伍,郛郭不修,遂使游惰实繁,寇  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云云。《通鉴》卷182,“炀帝大业十一年”此条做“帝以户口逃亡,盗贼繁多,二月,庚午,诏民悉城居,田随近给。郡县驿亭村坞皆筑城”,实际将两处记载合并于此,或另有所据。诏书所云“天下平一,海内晏如”自是粉饰太平的谎话,当时各地起兵不断,烽火连绵,若真太平,也无须强制百姓城居。这样看来,当时百姓散居应很普遍。这两道诏令针对全国,自然包含北方。北方,特别是中原地区存在散居民众是可以肯定的。
  百姓散居一处,周边无封闭的围墙应当是聚落的正常情况,不少学者或基于都市国家的假说,或拘泥于《汉书·食货志》等的描述,认为汉代的“里”是封闭性的聚落,或城中的方形区域[41],已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依据文献指出汉代存在不少无城的聚落[42]。还可以补充的是,两汉时期南方的不少郡县并无城郭,至孙吴时才始建。赤乌三年(240年)孙权下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43],《三国志·吴志》中屡见“城”某地的记载[44]。一些汉代的考古发掘也证明并非聚落都有城墙。辽宁省辽阳市北郊三道壕村发现的西汉时期(时间约公元前200至公元25年)的聚落遗址,发掘了居住址6处,水井11眼,砖窑址7座,铺石道路两段,而未找到外墙遗址。实际发现的铺石大路就在居住址一侧,且道两旁没有水沟、壕棱、副道等的建筑痕迹,路面上留有明显的辙迹[45]。关于这一遗址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一说是村落遗址,一说是军队屯驻地,辽阳乃是西汉时期辽东郡治所在,地处东北边疆,与匈奴、乌桓为邻,常有边患,西汉中后期,乌桓“数复犯塞,……至王莽末,并与匈奴为寇”[46],出现战乱的机率更高。无论如何,该遗址未发现城墙遗迹。内地更可想而知。
  1991年天津市考古工作者在武津县兰城村南发掘了兰城遗址,该城址战国时开始使用,一直沿用至汉魏之际,出土遗物有不少瓦当。瓦当并非普通民居所用,基本是官署等大型建筑上所使用,这一遗址应是某级官府驻地。据张传玺先生考证,应是西汉雍奴县城[47],但他到该村调查后认为有城墙,经发掘被否认。遗址周围均未发现夯土痕迹,该遗址不能肯定为城址[48]。这表明两汉时期一些郡县驻地尚未筑城,只是民居密集的一处聚落而已。
  村落有围墙,原因也不只战乱一条。当时不少被废弃的县、乡、亭邑,设有城墙,在这些故城址内也会形成一些村落,它们或名为“某某故县村”。《水经注》卷9《沁水》经文云:“(沁水)又南过阳阿县东”,据杨守敬考证,此“阳阿”乃西汉初万訢的封国,西晋时被罢,到了北魏时已为“故城”,即注文后面提到的“阳陵城”[49]。该城内有人居住,称为“阳阿故县村”,北齐时这一村的百姓还合邑造像供养[50]。《水经注》提到许多故县、故乡及亭,其中不少应有百姓居住,这些故县村多数应有城垣,但却未必是因战乱而设。修旧立废是当时人们常用的办法,魏都洛阳就是在东汉及魏晋洛阳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皇城的城墙便利用旧垣并有所增补。
  一般村落的围墙不会太厚,也不可能包砖,多为夯土筑成。若不经常维护,风吹雨打,难以久存,极易损坏。一些都邑的城垣也免不了风雨的摧残,《汉书·五行志下之上》记载,汉文帝五年(前175年)“吴暴风雨,坏城官府民室”、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燕王都蓟大风雨,……坏城楼”,北魏太延二年(436年)四月“京师暴风,宫墙倒,杀数十人”[51]。相比之下更单薄的村落的围墙更难经风雨。一旦局势稳定,百姓自然不会出力修缮村墙,而且这道墙也会成为他们生活的羁绊,不便村民进出活动与扩展居住范围。承平时期过去因战乱或其他原因遗留下的村墙、围墙很快就会被忽略,乃至破坏。一旦兵火降临,或得知变乱消息,村民又会修补旧垣以备不虞。兴废不定一直持续到清末。因此,明恩溥在19世纪末中国北方仍能见到不少带围墙的村庄,据说这与不久前的太平天国运动有直接的关系[52]。
  村落的平面布局,虽然缺乏直接材料,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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