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于村中造寺一区，僧房四周，讲堂已就，建塔陵（凌）云，灵图岳峻，列彩星分，金光焕日。

李氏集资修造的“佛寺”除讲堂、佛塔外，周围还有僧人的住处（僧坊），占地不算小，据记文叙述，该寺建于“村中”，显然，李氏聚居的村落内空地尚有不少，足以置立一定规模的寺庙，村民住宅排列较疏亦可知也。
　　北魏太和九年（485年）颁布的“均田令”规定“诸民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53]宇文泰控制下的西魏规定则更宽，《隋书·食货志》载“凡人口十已上，宅五亩：口九已上（应从校记改为“下”），宅四亩；口五已下，宅三亩”。隋初则仍用北魏规定“其园宅，率三口给一亩”[54]。实际从敦煌发现的S0613号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文书看，每户“园宅”地无论人口多少均记为一亩。根据当时的尺度折算，北魏一亩相当于677.4平方米，东魏北齐合788平方米、北周为757平方米。普通百姓住宅用不了这么大的面积，余下部分或许构成“园”，或空地。《魏书》卷88《裴佗传》说佗“不事家产，宅不过三十步，又无田园”，以示其清廉。三十步仅为1/8亩，合不到85㎡，的确不大。普通村民的住宅规模大概与此相近。
　　村落内住宅的状况，缺乏直接材料，但由汉唐的资料可略知一二。
　　《汉书·晁错传》说“营邑立城，制里割宅，……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可知一间堂屋、两间内室，外有门、内有户是汉代民居的基本形式。东汉河南县城内的居民住宅有的建于地上，也有不少属于半地下。一些房舍用小砖镶嵌四壁，有的用砖柱支撑房梁，面积都不大，前后最多不过4米，左右开间不过3.55米，一般在10米见方，大的只有15平方米[55]。辽宁辽阳三道壕遗址发掘的六座汉代居住址大概是一种土墙、木柱、草瓦盖顶的小房舍，附近多有畜圈、厕所和水井。各处房址间都有一定距离[56]。东汉时期墓葬出土的陶制院落可谓当时民居形态的缩影。河南陕县刘家渠8号墓出土的小型陶院落（下图图1）平面呈长方形，前后二进平房。大门在前一栋房的右侧，穿房而过，进入当中的小院。院后部为正房，房内以“隔山”分成前、后两部分，应为一堂一室。院左为矮墙，右侧耳为一面坡顶的侧耳屋，似为庖厨。这一院落大约接近汉代一般民居的布局。更大一些的民居则由两进增为三进，院外或设望楼，更有甚者则以楼房为主，详见下图（图2-5）。[57]这些当然都属于村落中少数富裕者的豪宅了。
　　唐代民宅与汉代的区别不大。1959年陕西西安中堡村唐墓出过一套住宅模型，这套住宅为一狭长的四合院，从南到北分别排列大门、亭、中堂、后院、正寝；东西两厢各有三处廊屋，后院还有假山[58]，这自然不是普通百姓的宅院。根据学者对敦煌文书所见唐宋之际敦煌民众住房的研究，当地一套宅院应包括堂、东西南房、庑舍、厨舍和院落，一般面积在200㎡左右，堂和东西房面积在10-40㎡之间，其他房屋面积多在20㎡以下，其中厨舍很大[59]。

北朝村落中民居当与上述情况相去不远。

    本图采自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页191。

[1]笔者所见唯台湾学者刘淑芬在《五至六世纪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史语所集刊》第63本第3分，1993年，第507-509页）中对北朝的村落做过概括。
[2]如宫川尚志：《六朝时代の村にっぃて》《六朝史研究  政治·社会篇》，日本学术振兴会，1956年，《六朝时代的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中华书局，1992年；宫崎市定：《中国にぉける聚落形态の变迁につぃて》《大谷史学》6，1956年，《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3卷，中华书局，1993年；《中国に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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