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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纪》天保五年冬十月（第251页）。
[35]见《周书》第一册，第32页。
[36]见《周书》第33页。
[37]见《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梁元帝承圣二年，第5107页。
[38]见《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梁元帝承圣三年，第5111页
[39]见《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梁元帝承圣三年，第5113页。
[40]见《周书》第35页。《北史》卷九《周本纪上·文帝纪》魏恭帝元年与此同（“十月”上无“冬”字，仅此为异）。见《北史》第二册，第329页。
[41]见《资治通鉴》卷一六四，第十一册，第5073—5074页。
[42]承圣三年十月西魏已出平江陵之兵后，元帝有遣王琛使魏之事（见《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梁元帝承圣三年十月），当未至长安，可不记入往还次数之内。
[43]“巴蜀”包括巴郡、蜀郡。中华书局《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补梁疆域志》益州有蜀郡无巴郡，巴郡属楚州（见第4422—4424页）。按：《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巴郡下注云：“梁置楚州。”《通典》（中华书局出版王文锦等点校本）卷一七五《州郡五》南平郡渝州条（见第五册，第4584页）：“梁于此置楚州。”《太平寰宇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卷一三六《山南西道四》渝州条：“……后主（刘禅）以巴郡属益州。梁太清四年，武陵王萧纪于巴郡置楚州。”（第470册，第321页）可知，楚州乃萧纪分其所刺益州而置。故我说《周书·文帝纪下》史臣语所云的“巴蜀”指武陵王萧纪所辖益州，是有根据的。
[44]承圣元年五月齐将潘乐、郭元建攻秦郡，未能成功（见《资治通鉴》梁承圣元年五月，第5089—5090页），承圣元年六月齐以步大汗萨将兵四万趣泾州（《资治通鉴》承圣三年六月，第5115页），其目的显然也在拔除梁的江北谯、秦二州，也以失败告终。这都可以看出此二州坚强有力的情况。
[45]此二州的坚强有力，对北齐造成牵制，除了二州的坚守及来自建康的支持外，重要原因在“江北之民不乐属齐”（见《资治通鉴》承圣元年七月，第5091页）。
[46]见《周书》第一册，第247页。
[47]见《周书》第一册，第247页。
[48]上文统计梁元帝与齐人往还十三次，其中梁元帝使齐十二次，齐使梁元帝六次。梁元帝使齐十二次，是计算了上文所列第（4）、第（7）二次的情形。这二次都应是双方互有使者往还的。梁元帝使齐的十二次中有五次都是以“朝贡”书之、一次是以“来聘”书之的。
[49]据上文统计，梁元帝与西魏往还六次，其中萧绎通使于西魏有五次，西魏使梁元帝一次。比较萧绎与齐人通使情况，可知萧绎与齐人的关系明显比其与西魏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而且，萧绎与西魏通使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其与齐人的通使却不是这样。因此，萧绎与齐人的关系要友好得多。实际上，萧绎与齐人通使，是梁武帝自东魏初年与高氏通使的历史的逻辑发展。联系这一点，我更可以看到萧绎与齐人通使所含的友好性质。
[50]见《周书》卷二，第一册，第35页。《北史》卷九《周本纪上·文帝纪》恭帝元年略同（见第二册，第329页）。
[51]见《梁书》卷五，第一册，第134页。
[52]见《南史》》卷八《梁本纪》，第一册，第241页。按：“万纽于谨”即于谨。
[53]见《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梁纪二一》，第十一册，第5111—5112页。
[54]王仲荦先生在其所著《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1990年第六次印刷本）第六章第四节《江陵的陷落》小节中说（见第457页）：“萧绎在侯景未平前，曾称臣于西魏，既即帝位便不再称臣。西魏派遣使臣宇文仁恕到江陵聘问，梁元帝接待宇文仁恕不像接待北齐使臣那样热烈。梁元帝并向宇文仁恕表示，梁已统一，西魏所侵梁之梁、益等州和襄阳等地应归还给梁国。宇文仁恕回去报告西魏执政宇文泰。宇文泰认为既已取得梁、益，倘若再把江汉地区拿到手，形势于己更为有利。而萧詧又在此时入朝西魏，请求出兵。公元五五四年九月，宇文泰乃命于谨、宇文护等率步骑五万，南侵江陵。”王先生所言颇有可加斟酌之处，如云梁元帝“既即帝位便不再称臣”、梁元帝请求定疆界就是要求西魏将“所侵梁之梁、益等州和襄阳等地”“归还给梁国”，并且此要求是向“宇文仁恕表示”，即是可加斟酌者。因为言梁元帝“既即帝位便不再称臣”，没有史料根据；梁元帝请求定疆界未必就是要西魏将“所侵梁之梁、益等州和襄阳等地”“归还给梁国”；梁元帝请求定疆界未必是向“宇文仁恕表示”。兹就第三事言之，《周书·文帝纪下》在魏恭帝元年（即梁承圣三年公元554年）七月“太祖（宇文泰）西狩至于原州”后记“梁元帝遣使请据旧图以定疆界”之事，而《资治通鉴》在承圣三年（公元554年）三月记宇文仁恕使江陵之事；《资治通鉴》同年同月虽亦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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