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州刺史，是据旧籍所记循之官，而此官非大宝二年之时循所任者。我这样说，是因为《南史》卷五二《萧修（循）传》说“修（循）为梁、秦二州刺史”，“在汉中七年”。循力屈降魏在大宝三年（公元552年）五月。可知，循为梁、秦二州刺史是在大同十一年（公元545年）或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其始任此职之时，有秦州，但秦未分南北。至太清元年（公元547年）乃有秦州分南北之事[5]。至于《周书·文帝纪》载循为梁州刺史，应是举循所任职中最重要者的原故。
大宝二年十月至大宝三年三月（侯景败亡之前）之间，萧绎主要要对付的是侯景，自然就无暇顾及西部剑北的局势。而在此期间，北齐虽在原东魏“尽有淮南之地”的基础上得有不少梁地，将侯景的西部防线作了很大幅度的压缩，几乎使之达到长江之边，但是北齐对侯景的东部防线，未能有所压缩，合肥之南、秦郡、泾州（淮州）、阳平都在侯景手中。突破侯景的东部防线以有效影响建康政权，是北齐的主要目标。在未突破侯景东部防线的情况下，北齐也不能大力对西魏进行攻击。因此，西魏取剑北之时，是西魏可攻，而剑北完全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故西魏取地容易。
关于西魏取剑北的出兵经过，《资治通鉴》卷一六四梁简文帝大宝二年（公元551年）十月又载[6]：
侯景之逼江陵也，湘东王（萧）绎求援于（西）魏，命梁、秦二州刺史宜丰侯（萧）循以南郑与魏[7]，召循还江陵。循以无故输城，非忠臣之节，报曰：“请待改命”。魏太师（宇文）泰遣大将军达奚武将兵三万取汉中，又遣大将军王雄出子午谷，攻上津。……
《南史》卷五二《萧恢传》附有《萧修传》。修与此中循为一人。循，《梁书》中无传，唯《南史》有之。但《资治通鉴》中此段文字为《南史》所无，当别有所据。可知，西魏出兵乃因萧绎以南郑输魏。而萧绎以南郑输魏，又是侯景进逼的结果。侯景能够进逼萧绎，又是北齐对侯景防线压力不大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侯景防线与西魏取地有关系。
这里，我有必要对上录《资治通鉴》材料中的有关的时间加以说明。《资治通鉴》于大宝二年十月叙西魏出兵，《周书·文帝纪下》记王雄、达奚武出兵都在大统十七年十月。西魏大统十七年即梁大宝二年。可见，《资治通鉴》、《周书》所记时间一致。由此可知，“侯景之逼江陵”、“湘东王（萧）绎求援于（西）魏”及命“（萧）循以南郑与魏，召循还江陵”都在大宝二年十月之前。实际上，据《资治通鉴》，侯景逼江陵在大宝二年四月。此月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子仙将兵趣巴陵，遣任约直指江陵，景帅大兵水步继进[8]。但“侯景之逼江陵”云云，似乎也可能指大宝元年（公元550年）九月任约进攻西阳、武昌时的事[9]，因为任约进攻这二郡，也反映侯景逼江陵的意图。但如果是这样，西魏出兵当要早些。今西魏出兵既然在大宝二年（公元551年）十月，那么所谓侯景逼江陵，应是四月的事了。
值得注意的是，西魏取剑北，是在西魏掌握雍荆一年又数月之后。由于史书对此事的记载有不明确之处，故有需要说明者。
西魏在大统十五年（公元549年）十二月拔随郡，次年（梁大宝元年）正月取司州安陆和新州竟陵，二月萧绎与西魏为盟，绎求为西魏附庸。至此，西魏强有力地影响着荆州，因为随郡、安陆（皆属司州）、竟陵（属新州）三郡都与荆州相邻。按：《资治通鉴》太清三年（公元549年）十一月载西魏为应萧詧的求援之请及实现“经略江、汉”的目的而遣杨忠出兵；忠将至义阳，义阳太守马伯符以下溠城降之，忠以伯符为乡导[10]。义阳属司州。西魏未取义阳，仅是过军而已，看来是由于西魏要利用萧绎，同时又不愿深涉于梁的内乱的缘故。一月后即梁太清三年十二月，义阳为东魏所取。
西魏在拔随郡后一年又数月方取剑北，是因为它要考虑到萧绎的态度所致。
大宝元年二月，萧绎附西魏。萧绎附西魏，即是西魏的藩属。西魏看中萧绎，是因为萧绎代表着梁宗室中最强大的势力，控制萧绎对未来局势影响极大。萧绎又担负着与侯景作战的主要任务。这样，西魏在一时间不仅不能消灭萧绎，而且还不能过甚地攻击他，因为过甚地攻击他，可能会使西魏卷入梁的内乱而不能自拔。在此种情况下，如果西魏不得萧绎请求而向剑北用兵，势必使萧绎自疑不安，以为魏人违背了“永敦邻睦”的盟约[11]。而萧绎不安，即不利于西魏在雍荆之地保持其势力及影响，邻近汉东之地的齐人就可能乘机取利。而当萧绎因侯景所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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