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元帝纪》承圣三年[52]：

 　　秋九月辛卯，帝于龙光殿述《老子》义。先是，魏使宇文仁恕来聘，齐使又至江陵，帝接仁恕有阙，魏相安定公（宇文泰）憾焉。乙巳，使柱国万纽于谨来攻。
　　冬十月丙寅，魏军至襄阳，……。

　　《资治通鉴》梁承圣三年（公元554年）三月[53]：

 　　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来聘。会齐使者亦至江陵，（元）帝接仁恕不及齐使，仁恕归，以告太师（宇文）泰。（元）帝又请据旧图定疆境，辞颇不逊，（宇文）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弃，谁能兴之，’其萧绎之谓乎！”荆州刺史长孙俭屡陈攻取之策，泰征俭入朝，问以经略，复命还镇，密为之备。马伯符密使告帝，帝弗之信。

 以上四条材料言及西魏平江陵之事。依《南史·元帝纪》及《资治通鉴》，宇文仁恕在江陵被怠慢，是直接促使宇文泰决定出兵平江陵的原因。后世论史者，也多以江陵之陷为元帝言辞不逊所招之。但我觉得其中有未被人察觉的事实。上录史料所言，颇有不尽情理之处。元帝“请据旧图定疆境”，又“辞颇不逊”，魏人反应激烈，元帝必能料之。而最激烈的反应就是西魏出兵来攻。可是，为什么当马伯符以西魏欲攻江陵之事告知元帝后，元帝却不相信呢？由此看来，元帝不相信马伯符的话，就是因为元帝自忖自己待魏人没有不尽意之处，因而认为西魏不会出兵来攻。所以，宇文仁恕至江陵，元帝接待不及北齐使者，及元帝请据旧图定疆界，都是子虚乌有之事[54]。大概宇文仁恕知道宇文泰有图江陵之心，为了邀功，就虚造元帝如何“言辞悖慢”及如何怠慢他的所谓事实。而宇文泰为求平江陵有借口，自然不必核实宇文仁恕所言是否为事实，甚至可能暗示宇文仁恕虚造所谓事实。在有宇文仁恕所造所谓事实后，宇文泰就命于谨等出兵江陵了。我之所以说宇文仁恕虚造所谓事实，是因为我特别注意到《周书·长孙俭传》中言元帝“外敦邻睦，内怀异计”的话。“外敦邻睦”，就不会有“言辞悖慢”之事。这显示，元帝是没有任何冒犯西魏之处的。
　　有人可能会问：宇文仁恕被元帝怠慢是见于《南史·元帝纪》的。《资治通鉴》并详细记载宇文仁恕出使江陵在承圣三年三月，是别有依据。就此看来，元帝怠慢宇文仁恕是事实。何以说元帝请求定疆界等事是子虚乌有的呢？我的回答是：《南史·元帝纪》所载宇文仁恕被怠慢之事，不见于《梁书·元帝纪》，显然是李延寿编书时所加，或采自说部野史性质之书，未必是实情。就算是实情，也只是反映着西魏北周人的说法。《资治通鉴》所据者与《南史·元帝纪》所载应有相同的材料来源。所以不能说明问题的真实。
　　另外，宇文泰“天之所弃”云云之语，亦仅为平江陵造舆论而已。为了说明此点，让我再录有关史料，以作论述。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魏废帝二年：“三月，太祖（宇文泰）遣大将军、魏安公尉迟迥率众伐梁武陵王萧纪于蜀。……八月，克成都，剑南平。”《北史》卷六二《尉迟迥传》[55]云：“侯景之渡江也，梁元帝时镇江陵，请修邻好。其弟武陵纪在蜀称帝，率众东下，将攻之。梁元帝大惧，移书请救。周文曰：‘蜀可图矣！取蜀制梁，在兹一举。’”《资治通鉴》卷一六五元帝承圣二年（公元553年）三月[56]：“（武陵王子）圆照时镇巴东，执留使者，启（武陵王）纪云：‘侯景未平，宜急进讨；已闻荆镇（指元帝）为（侯）景所破。’纪信之，趣兵东下。上(元帝)甚惧，与魏书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太师（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兹一举。’……泰乃遣（尉迟）迥……自散关伐蜀。”同书同卷同年十一月[57]：“丙寅，上（元帝）使侍中王琛使于魏。太师（宇文）泰阴有图江陵之志，梁王詧闻之，益重其贡献。”我知道，西魏在梁太清三年十一月就是怀着“经略江、汉”的目的而出兵救萧詧的[58]。由此可知，宇文泰在魏废帝二年（梁承圣二年）三月下“取蜀制梁”的决心，八月平成都，蜀地入魏，是西魏“经略江、汉”的战略的逻辑发展；而同年十一月宇文泰有“图江陵之志”，次年平江陵，最终完成了“经略江、汉”的战略任务。显然，可以认为，早在梁 太清三年十一月宇文泰就有“图江陵之志”了。从西魏有“经略江、汉”的目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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