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行台仆射、荆州刺史。……及梁元帝嗣位于江陵，外敦邻睦，内怀异计。俭密启太祖（宇文泰），陈攻取之谋。于是征俭入朝，问其经略。俭对曰：“今江陵既在江北，去我不远。湘东（梁元帝）即位，已涉三年。观其形势，不欲东下。……国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汉，抚而安之，收其贡赋，以供军国，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乃谓俭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令俭还州，密为之备。寻令柱国、燕公于谨总戎众伐江陵。（事）平，以俭元谋，赏奴婢三百口。太祖与俭书曰：“本图江陵，由公画计，今果如所言。智者见未萌，何其妙也。……”

 长孙俭最终促成宇文泰平江陵之事。他与宇文仁恕一样，都不过是视宇文泰的行为而为罢了。而宇文泰之所以要图江陵，是因为他担心江陵落入北齐之手。因此，他要先行一步，赶在齐人之前取江陵。而齐人之所以能影响局势，是因为齐人将原侯景防线的绝大部分即谯秦二州以外的部分由司州的义阳、合州的合肥诸地全力压缩到了长江的北岸，从而与西魏于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直接接触所致。由此说来，可以说齐人清除侯景的大部分防线，才使西魏感到北起义阳经安陆南至长江之滨一线来自齐人的巨大压力。定都于江陵的梁元帝不完全倾心服从于宇文氏，就使宇文氏感到平江陵乃是保持雍荆的重要措施。平江陵后，纳雍荆二地入西魏版图，就是必然之事了。
　　我就是这样理解西魏平江陵取雍荆与侯景防线的关系的。这为以往的学者未论及，特略发如此。

五   小  结

　　西魏能够顺利地取剑北、剑南，与侯景防线有一定关系。这是因为，西魏取剑北，乃是由于侯景进逼江陵，萧绎向西魏求救的结果；而侯景能够进逼江陵，又是由于侯景防线所受北齐军事压力小的结果。具体地说，西魏取剑北在大宝二年十月至大宝三年三月（侯景败亡之前）之间。在此期间，北齐因侯景防线的抵御，尚未将阳平取得，合肥之南、秦郡、泾州（淮州）亦在侯景手中；而萧绎主要要对付的是侯景，他欲得到西魏的助力，将自己已经鞭长莫及的剑北输与西魏。在此期间，北齐也无力对西魏进行攻击。因此，西魏取剑北之时是西魏可攻，梁剑北完全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故西魏取地容易。
　　西魏取得剑北，为其取剑南提供了可能。大宝三年四月侯景败亡，至大宝三年五月江北大部分之地为北齐所取，但其中的谯、秦二州都仍在梁人手中。这二州虽然是侯景防线的退缩或残留的状态，但与江南建康相呼应，坚强有力，对北齐造成牵制。从大宝三年（公元552年）五月至承圣三年（公元554年）十一月即西魏平江陵前，北齐并未从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攻击西魏，就是受到来自谯、秦二州以及与之相呼应、支持二州的江南建康的梁人牵制所致。正是由于齐人受梁人的牵制，西魏在萧绎平侯景后的一年时间里，未见齐人有从义阳——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出兵的迹象，因而西魏敢于并且能够出兵取剑南。
　　西魏平江陵，取雍荆，也与侯景防线有关系：由于侯景的败亡，使北齐掌握江夏以东的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的梁土，从而得以有较多的力量觊觎江淮以西之土。这是梁元帝未能保持侯景原有防线的结果。特别是北齐与西魏在义阳—一安陆——长江之滨一线之地直接相邻，能够有力地影响江陵事态。又由于雍荆不睦，这使西魏担心失去对江陵朝廷的控制能力，而江陵朝廷一旦完全投向北齐，那么西魏在山南即雍荆二地所作的种种努力都可能以毫无所获而告终，西魏已经取得的剑北剑南之地的稳定也可能受到影响。对西魏说来，这是一种可怕的后果。西魏只有消灭萧绎，才能彻底解决雍荆不睦问题；西魏也只有彻底解决了雍荆不睦问题，才能集中力量在山南之地与北齐对峙，从而为更具远景意义的目标进行努力。这就是西魏要制造借口，出兵江陵，消灭梁元帝的真正原因。而消灭了梁元帝，纳雍荆之地入西魏版图，就是一个必然的步骤。

[1]见《周书》第38页。《北史》卷九《周本纪上·文帝纪》“论”之语与此全同（见第二册，第339页）。按：本文所用正史皆为中华书局平装标点本。
[2]见《梁书》第113页。
[3]见《周书》第33页。又参《北史》卷九《周本纪上·文帝纪》大统十七年十月，废帝元年春、四月（见第二册，第327页）。按：“萧循”，《南史》卷五二《萧恢传》之附传名作“修”，《北史》卷九《周本纪上·周文帝纪》魏废帝元年四月（第327页）、卷二九《萧泰传》（第1060页）、卷六四《柳虬传附柳带韦传》（第22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