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齐书·高岳传》，西魏出兵来攻江陵，梁元帝是向北齐遣使请救的。可知，从大宝元年（公元550年）到承圣三年（公元554年）此将近四年的时间中，梁元帝与北齐之间有十三次往还。
我再据《周书·文帝纪下》及《资治通鉴》看梁元帝与西魏的往还情形：

 　　（1）“（大统十六年〔即梁大宝元年〕三月）……先是，梁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与其叔父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不睦，乃称蕃来附，遣其世子嶚为质。及杨忠擒（柳）仲礼，（萧）绎惧，复遣其子方平来朝。”（《文帝纪下》[35]）
　　（2）“（魏废帝元年〔即梁大宝三年亦即承圣元年〕）……（萧）绎讨（侯）景，擒之，遣其舍人魏彦来告，仍嗣位于江陵，是为元帝。”（《文帝纪下》[36]）
　　（3）魏废帝二年（梁承圣二年）：“（十一月）丙寅，上（梁元帝）使侍中王琛使于魏。”（《资治通鉴》[37]）
　　（4）魏恭帝元年（梁承圣三年）三月：“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来聘。”（《资治通鉴》[38]）
　　（5）魏恭帝元年四月：“丙寅，上（元帝）使散骑常侍庾信等聘于魏。”（《资治通鉴》[39]）
　　（6）“（魏恭帝元年〔即梁承圣三年〕）梁元帝遣使请据旧图以定疆界，……言辞悖慢。……冬十月壬戌，遣柱国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韦孝宽等步骑五万讨之。”（《文帝纪下》[40]）

 据《资治通鉴》梁大宝二年十月所载[41]知，侯景逼江陵，梁元帝是求援于西魏的。由此可知，从大宝元年到承圣三年此近五年的时间中，梁元帝与西魏之间有六次往还[42]。将梁元帝在同一时间内与北齐、西魏往还的次数进行比较，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梁元帝是更亲近于齐人的。实际上，梁元帝首次与齐人通使是在大宝元年十一月，而梁元帝首次与西魏通使在此前八个月，是在大宝元年三月。也就是说，虽然梁元帝与齐人通使前后将近有四年时间，与西魏通使前后将近有五年时间，但是通计往还的次数，梁元帝与西魏的往还次数尚不及其与北齐往还次数的一半。正是由于这原故，我说梁元帝明显地是更亲近齐人的。对此，只能认为，梁元帝显然是要挟齐人以自重，从而实现他以利益挟诱西魏，以确保他在江陵的地位稳固的目的。这样，梁元帝就是一方面给西魏以利益，一方面又限制西魏。剑北就是在他这种给利益予西魏以求在江陵地位稳固的考虑下为西魏所取。

三   西魏定剑南

　　剑南即《周书·文帝纪》“史臣”语“西举巴蜀”中的“巴蜀”，亦即武陵王萧纪所统的益州[43]。西魏取蜀郡在废帝二年（梁承圣二年即公元553年）五月至八月。这是在取剑北一年又数月之后。侯景在江北的防线在大宝三年（公元552年）五月即大部崩溃。那么，如何理解侯景防线对西魏取剑南中的蜀郡的意义呢？
　　江北大部分之地虽然在大宝三年五月为北齐所取，但其中的谯、秦二州都仍在梁人手中。这二州虽然是侯景防线的退缩或残留的状态，但与江南建康相呼应，坚强有力[44]，对北齐造成牵制[45]。从大宝三年（公元552年）五月至承圣三年（公元554年）十一月即西魏平江陵前，北齐并未从汉东之地攻击西魏，这绝非偶然，而是受到来自谯、秦二州以及与之相呼应、支持二州的江南建康的梁人牵制所致。正是由于齐人受梁人的牵制，西魏在萧绎平侯景后的一年时间里未见齐人有从汉东之地出兵的迹象，因而敢于并且能够出兵取剑南。
　　齐人对西魏的牵制，可以从以下材料看出。
　　《周书》卷十五《于谨传》载[46]：“初，梁元帝平侯景之后，于江陵嗣位，密与齐氏通使，将谋侵轶。”所谓“将谋侵轶”当非实情，而是宇文氏为其不义出兵的托词。但梁元帝“密与齐氏通使”，乃是实有之事。只是，梁元帝与齐人“通使”不是始于其“于江陵嗣位”之后，而是在其“嗣位”前两年的大宝元年就开始了。我在上文中已经考知从大宝元年至承圣三年梁元帝与北齐之间共有九次往还。梁元帝的本意，不过是挟齐人以自重，以便使宇文氏不轻易加兵于自己而已。但这又引来西魏之兵，乃是因为西魏已据有安陆以北之地，而齐人也邻近此地，不仅西魏的南进之势受到阻遏，而且江陵政权与齐人的往来使西魏感到其亟欲得到的山南地区有可能失手，从而为西魏所不能忍耐所致。
　　同上《于谨传》[47]：

　　其（指梁元帝）兄子岳阳王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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