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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大都督府略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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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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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将领任职的唯一机构，地位自非昔比。而中书省除地位特殊的丞相徐达外，完全消除了武将的痕迹。至于武将任官由中书省转回略相当于枢密院的大都督府，除体现朱元璋提高大都督府地位以分中书省之势的策略外，应与大量武将占据中书省名义下的平章、参政等正官职位，必然引起统属关系混乱有关，而这倒是红军草创制度过程中出现的各类偶然因素影响大局之一例。
大都督府为正一品衙门，与中书省平级，意味着大都督府已经成为参预军国事务的中枢机构。高启回忆道： “洪武三年四月，制以大都督府参议琅琊樊公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佥都督事濮阳吴公遣其掾吏致言曰：……当王师定中原……之秋，凡边书之所奏论……期会严迫而案牍繁滋。公度缓急之宜，审利害之势，参画处裁。……吴尝贰掌枢管，实与公共事。”45 从这位“樊公”处裁边书、参画利害的工作看，大都督府虽事务由文臣操作，但毕竟是处理军务的主要机构，与以往军政由中书省下属诸房处理不同。而都督佥事吴某更引参议文臣为同僚，也间接证明大都督府武将拥有议论军政之权。沐英于洪武四年（1371）“升荣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时天下兵枢交壅，诒出声生，称上意旨”46，即为明证。
明初重臣如中书省丞相、封公爵武将例有加衔。建国前夕常遇春任中书省平章，加衔“掌军国
重事”47，可能是强调其具有与中书省丞相李善长、徐达同样重要的总揽事政之权。洪武元年（1368）正月，三人均加衔“录军国重事”48。洪武三年（1370），丞相李善长、徐达均加衔“参军国事”49。旋胡惟庸任左丞相为“总理军国重事”50，汪广洋任右丞相，可能无加衔 51，或稍低为“知军国事”52。诸公爵中，李文忠授任左都督，“同知军国事”，右都督冯胜与御史大夫邓愈为“同参军国事”53，另外一位御史大夫汤和到洪武十一年（1378）封公任左都督，也加衔“议军国事”54。诸名号互有高低，且稍卑于丞相。
加衔不过是沿袭元朝乃至历代加官名号而来，诸将权力显然不能如加衔字面显示者 55，但拥有加衔既不按照品级职务，又按地位高低而稍有参差，至少表明拥有者的地位。特别是洪武三年封公侯后，加衔均置于爵位之后，与先前漫置于阶官、勋管行列中相比，似稍显其重要性。而明朝建国后，大都督府二都督以李、冯、汤等封公勋贵充任，当与中书省二丞相、御史大夫等同为拥有议政、执政大权的最高级官僚 56。
洪武十二年（1379年），李文忠出征回京，受命提督大都督府事。朱元璋告诫说：“大都督府掌
天下兵马，其迁选、调遣，辨强弱，知险易，发放有节，进退信期，非止一端，于斯职也甚贵。朕以贵赏功，其于机也甚密。特以机密托之腹心，所以都督天下兵马，谓裁其事耳……特以尔曹国公李文忠，专行提调府事。都府一应迁选、调遣，务从尔议，然后一同来奏。” 57 这时的大都督府拥有迁选、调遣大权，不但武官迁选，连军事机构中低级官吏也由大都督府“选除”58，是真正的“总内外诸军事”59 的最高军事机关。
历来所谓大都督府“权重”、大都督被分权之说，在大都督朱文正在任时，由于无其他武将任职、品级低于中书省、大都督本人驻守外地，是无从谈起的。大都督府本是朱元璋直接以文臣控制处理军务、限制中书省权势的工具，其地位随着确立对各级统军机构的统率关系而提高，随着大都督被废黜，其他武将逐渐任职于级别上升了的大都督府，最终使大都督府成为几乎所有武将任职的唯一机构，拥有参与军国大政和掌管全国军务的权力。其“权重”始于明朝建国，地位与元代枢密院相比远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种局面，恐怕是本欲以之限制中书省权势的朱元璋始料未及的。
“分”
洪武十三年（1380）初，胡惟庸案爆发，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 60，从此一蹶不振。但胡党案针对的主要是过重的相权，牵连进胡党案的唐胜宗、陆仲亨等功臣宿将也不算是大都督府的关键人物，大都督府作为对中书省起分权作用的机构，似乎本不应受到冲击。结合当时形势看，“分”即一分为五是地方文武分统体制导致大都督府统军权过分膨胀的后果，而“分”背后的内容，当因大都督府议政施权重招引皇帝的打击，又不仅仅是一分为五所能涵盖的。
对明代的地方文武分统体制，即布政司与都司分统府州县和卫所，分别上统于中书省（后为六部）和大都督府（后为五军都督府），历来有详尽的介绍。而对体制的形成过程，特别是早期以大都督府为特色的原江南红军所部体制如何影响、促进了分统体制的建立，则还有待考察。
从至正十六年（1356）攻克南京建立江南行省，到明朝建国前夕的至正二十七年（1367）称吴元年，朱元璋一直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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