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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王弘传》：元嘉九年死，文帝奖诛“三逆(徐、傅、谢)”之功，下诏首先增封王弘，其次追封王华、王昙首为开国县侯。上次没有生封，这次实行增封、追封，两件事是呼应的，可见上次应包括王弘。其次，《王弘传》又称，文帝将诛徐羡之等，“弘既非首谋，弟昙首又为上所亲委，事将发，密使报弘”。依此文，事先王弘对杀徐羡之等并不知情，更未出谋划策。然同传下文又称“羡之等诛，征弘为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给班剑三十人”。这就很奇怪了。按理，由于昙首之故，又非首谋，王弘顶多不受惩罚，为何反而加官、班剑呢？而且如前所述，王弘元嘉二年自以“不预定策，坚拒司空之授，那么这次如果也不预定策，照说对加官、班剑也不应接受，为什么却慨然拜领，毫不推辞呢？证以同传元嘉九年诏称杀徐羡之等人时，王弘、华、昙首“抱义怀忠，乃情同至，筹谋庙堂，竭尽智力，经纶夷险，简自朕心”，王弘肯定不是毫不知情，而是大大出了力，所以论功行赏时才会有当之无愧之气概。再次，王昙首与王华亲属关系较远（同曾祖），如无王弘在内，似不得泛称“卿兄弟”；谢晦上表“王弘兄弟”与王华并举，即其一证。
第四，《宋书·谢晦传》：为废杀少帝、义真辩解的上文帝三表，是在徐、傅已死，从江陵起兵时先后发出的。当时谢晦对京师杀徐、傅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但在此三表中担心檀道济“不容独免”，却肯定这一事件是“王弘兄弟”、王华等“奸回潜遘”，甚至说，“奸臣王弘等窃弄威权，兴造祸乱”，每表王弘均列在前面。由此可见，檀道济之背叛他虽不知，而王弘之出卖早已不是秘密，所以一见徐、傅被杀，便毫不迟疑断定王弘是主谋。
总之，在元嘉初年杀害徐羡之等人的重大事件中，王弘不是不知情，而是大大知情，很可能就是整个阴谋的幕后策划者，所以事成加官、班剑、增封，超过别人，只不过有的事干得很隐秘（如拉檀道济这关键的一招等），历史上没留下材料，详情已不得而知。
徐羡之等顾命大臣的被消灭，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在一个高级士族日益腐朽无能而基础又十分深厚的社会里，由于腐朽无能，所以刘裕等人有可能从他们手中夺取大权，并建立起他们不很情愿事奉的刘宋王朝；然而又由于他们基础十分深厚，刘裕从一开始便不得不和他们作某些妥协；当徐羡之等人遇到难题时，为了挽救新王朝，也不得不拉拢他们，减少废杀少帝、义真的阻力。徐羡之等人本来以为此事王弘参与，不容反悔；宋文帝因此得了好处，坐上皇帝宝座；而宋文帝的主要辅佐王昙首、王华又是王弘之弟或从弟，投鼠忌器，旧账总不至于再算了。谁知这时的高级士族代表人物，治国经邦无术，争权夺利的阴谋诡计却很有一套。王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恰恰利用了王昙首对文帝颇有影响的地位，先来一个“不预定策”，洗刷自己；接着耍了一手釜底抽薪，把徐、傅的军事支柱檀道济暗中拉走，并且从檀那里进一步获取大量用以陷害徐羡之等人的材料，促使宋文帝下决心。而且很可能起用檀道济以制谢晦（见下），也是王弘、王昙首的献策。这真可谓“筹谋庙堂，竭尽智力”。于是徐、傅、谢“三逆”之首级也就不得不献于阙下，而原来参与废杀少帝、义真政变的王弘也就成了惩办这一政变罪魁祸首的第一功臣。从此，“王弘辅政，而王华、王昙首任事居中”[97]。通过种种历史的机缘，第一流高门又从低级士族刘裕安排的顾命大臣手中，把失去的大权夺回来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句谚语，它的某些真理性由此再一次得到证实，何况晋末宋初的高级士族根本还没有死，只不过躯体变得越来越衰弱而已！
但是徐羡之等顾命大臣从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失败。因为通过宋初一系列斗争，给刘宋王朝带来覆灭危机的少帝被废黜，比较有才干的文帝登上了皇帝宝座；而且在搞掉徐羡之等人的过程中，以王弘为首的高级士族由于本身软弱无力，不掌握军权，为了争取胜利，不得不以忠于刘氏君主，痛恨“弑主”罪行的姿态出现，并大造舆论（如前述王华、孔宁子之所为），进一步推崇文帝，倚靠文帝手中的军队（原为到彦之，后又加上檀道济）来压倒对方。而所有这一切，不以高级士族意志为转移地反过来又促进了宋文帝和刘氏家族统治的巩固。刘宋王朝因此脚跟站稳，东晋复辟或为另一王朝代替的可能性过去了。而这正是刘裕赋予徐羡之等人的使命，也是徐羡之等人力图完成的使命。不过这个使命不是径直地、单纯地，而是通过曲折复杂的形式最后完成的，这正反映了历史本身的复杂、多样，是不容许我们把它简单化的。从此，高级士族打消了别的念头，一心一意在这原来被十分轻视的刘氏家族统治下谋求富贵，保住家门。这也就是说，以王弘为首的高级士族从纸级士族手中夺回的只是相权、辅政权，而君权则恰恰相反，在这一次次斗争中进一步加强了。东晋以来相权压倒君权，实际高级士族独揽一切的日子再也回不来了。也正因如此，王弘兄弟好景不长，当宋文帝弟刘义康长大，得到信任，他们便不得不把从徐羡之等人手中夺回的相权拱手让出，“自是内外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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