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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能不把这看作是代表一股势力对自己正在树立的代晋威望之打击。他对人说：“我本无术学，言义尤浅。比时言论，诸贤多见宽容，唯郑不尔，独能尽人之意，甚以此感之。”[40]很明显，这是认为“诸贤”内心瞧不起自己，郑鲜之则公开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甚以此感之”无疑说得很勉强，而对郑鲜之十分不满却溢于言表。《南史·郑鲜之传》：刘裕代晋，“时傅亮、谢晦位遇日隆，范泰尝众中让诮鲜之曰：卿与傅、谢俱从圣主有功关洛，卿乃居僚首，今日答飒，去人辽远，何不肖之甚。鲜之熟视不对”。傅亮、谢晦因处处关心刘裕，维护其威望而得到信任、拔擢(见下)，而郑鲜之的答飒不振，我想，最根本原因就在他面折刘裕。刘裕虽心胸并不十分狭窄，但也并非如《宋书》所说的那样豁达大度，特别代晋前面对高门，在文化上正自惭形秽，想勉力文饰不学之时，碰到迫使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本无术学”这种难堪场面，怎能不把此事与政治上的忠诚、支持联系起来，即便没发现其他不轨行为，也要把郑鲜之归入不可大用之人的行列呢?
刘裕之所以会对郑鲜之采取这种态度和认为高级士族拥戴自己出于真心者不多，通过他和刘穆之的关系可以进一步看清。
刘穆之出身东莞刘氏，祖、父两代情况均不明，但从其叔父(或伯父)刘爽为尚书都官郎，从兄刘仲道投奔刘裕为参军，本人早年“家本贫贱，赡生多阙”，起家建武府主簿看，大体上应是低级士族[41]。刘裕在推翻桓玄之后，义熙十三年(417)以前，真正信得过、倚为心腹的只有这个刘穆之。道理有二，一条是刘穆之有卓越统治才干，更重要一条是他对刘裕忠尽耿耿，为巩固其统治，树立其威望效尽犬马之劳，在刘裕心目中和那些虚情假意或冷嘲热讽的高级士族大不相同。这种不同的看法和态度特别鲜明地表现在刘裕几次离建康出征之时。义熙十一年(415)刘裕西伐司马休之，以弟刘道怜“知留任”。道怜忠诚有余，然“素无才能”，因而“事无大小，一决穆之”。第二年北伐后秦，刘裕以刘穆之为尚书左仆射等职“总摄内外”。及至义熙十三年刘穆之病死，刘裕在长安“闻问惊恸。……本欲顿驾关中，经略赵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虚，乃驰还彭城(《通鉴》作“以根本无托，乃决意东还)”[42]。当时建康百官何止万数，穆之一死就认为“京邑任虚”或“根本无托”，对他们不信任的态度十分鲜明。后来刘裕虽以徐羡之“代管留任”，然“朝廷大事常决穆之者，并悉北谘(刘裕)”。可证到义熙十三年为止，他对徐羡之也还不十分放心，由此也可看到在盘根错节的高级士族势力面前，刘裕感到何等的孤立了。王夫之说：“当时在廷之士，无有为裕心腹者，孤恃一机巧汰纵之刘穆之，而又死矣。”[43]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刘裕这种感到孤立的心理，还有一条材料可以证明。《南史·刘穆之传》：“及帝受禅，每叹忆之，曰：穆之不死，当助我理天下。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光禄大夫范泰对曰：圣主在上，英彦满朝，穆之虽功著艰难，未容便关兴毁。帝笑曰：卿不闻骥騄乎，贵日致千里耳。帝后复曰：穆之死，人轻易我。”可见，刘裕对刘穆之评价极高，怀念极深。范泰出身顺阳范氏，虽非第一流高门，也是东晋望族[44]。他的“英彦满朝”无疑主要指的甲族高门；而刘裕之回答实际上是对他看法的否定，至少意为这些人均非“骥騄”，不能与穆之相提并论。至于“人轻易我”，没有具体指明何事，很可能还是就文化素养而言。《宋书·刘穆之传》：“高祖举止施为，穆之皆下节度。”可证刘裕一举一动原来一定很粗浴，难登大雅之堂，为高门窃笑，所以刘穆之要把着手教。其中一例是“高祖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但刘裕“既不能厝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仍曰：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势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连批答文件的书法这种小事，刘穆之都想到如何维护刘裕威望，这怎能不使他怀念不已呢?同时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在门阀制度高度发展，经学、玄学为高门垄断并借以骄人的东晋社会里，刘裕出身“寒微”、“仅识文字”，本来在文化素上很自卑，一度附庸风雅，又面招折辱；平时举止粗野，全靠刘穆之节度，方能免遭讥刺。由于北伐南燕、后秦，建立大功，加之手中握有军权，因而得以代晋，然而出身、“不学”已无法改变，刘穆之死后，举止无人节度，一定经常招来轻视的目光，“穆之死，人轻易我”，恐怕便是反映这一背景的。当然，这些只是文化素养问题，但如前所述，高门甲族大多数政治上往往也阴阳怪气，若即若离，刘裕不能不把它和他们内心深处是否不屑于北面事奉自己联系起来，而感到心虚、孤立；不能不担心有朝一日风吹草动，高门甲族会如响斯应，立即把篡立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重新把晋恭帝捧回皇帝宝座。
以上说明，由于东晋末年刘裕面临的客观形势与魏文、晋武之时已大不相同，所以尽管刘裕也苦心经营了十几年，到代晋时其统治巩固程度也就远不能和二人相比[45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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