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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条件下，刘裕出自地主阶级狠毒心理，为免夜长梦多，代晋后匆匆忙忙害死晋恭帝，也就可以理解，毫不奇怪的了。当然，王夫之所说刘裕年岁已大，诸子年幼，或许也起了点作用，但决非主要因素[46]。因为如果整个统治比较巩固，仅仅怕诸子年幼控制不了局面，那完全可以通过任命一些忠诚、得力的顾命大臣来解决矛盾，而没有必要代晋不久就冒“弑君”之恶名，贻人以口实。刘裕是个极有心计的人。《宋书·傅亮传》：元熙二年(420)刘裕镇寿阳，“有受禅意，而难于发言，乃集朝臣(指宋国诸臣)宴饮，从容言曰：‘……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群臣唯盛称功德，莫晓此意。日晚坐散，亮还外，乃悟旨，而宫门已闭，亮于是叩扉请见，高祖即开门见之。亮入便曰：‘臣暂宜还都。’高祖达解此意，无复他言，直云：‘须几人自送?’亮曰：‘须数十人便足。’于是即便奉辞。亮既出，已夜，见长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这是一段绝妙文字。把刘裕欲代晋而闪烁其词，以退为进的奸雄本色，以及傅亮善于揣摩、迎合主子意图的戏剧场面，描绘得淋漓尽致。然而通过这个材料也可看出以下问题：第一，刘裕从404年推翻桓玄起，到这时已掌大权十几年，而且北伐燕、秦，建立大功，然而连他宋国诸臣，对拥他为帝也还不很主动，需要刘裕亲自出马，暗示意图。这就再一次说明在东晋的门阀制度下，人们心目中刘裕的门第、声望和代晋为帝之间的差距是何等之大!这和魏文、晋武禅代前诸心腹积极筹划张罗[47]，是大不相同的；第二，刘裕十几年来清除异己，一步步为自己代晋铺平道路，但却始终未向周围的人包括亲信透露内心奥秘[48]，这除了证明刘裕胸有城府之外，恐怕主要原因仍在门第低、文化素养差，不到代晋条件成熟，绝不留把柄于人[49]。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遇事不露声色的人，现在迫不及待地要杀晋恭帝，为此不仅甘冒恶名，而且不惜贻人以把柄。如交毒酒给张伟，使酖零陵王，谁知张伟不干，拿到毒酒后竟自饮而卒；于是又命褚秀之兄弟设法先杀零陵王新生男，然后害死零陵王[50]。在这里，刘裕撕下面具，毫不掩饰地亲自出马布置“弑君”，这事本身就证明当时形势给了他何等大的压力，以至于无暇计较其他后果了。
总之，刘裕之杀晋恭帝绝不能仅用刘裕为人狠毒这一唯心主义观点去解释，而必须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力量对比中去找答案。
二
刘裕代晋后为巩固低级士族的斗争成果，所完成的另一件大事，便是在死前选拔了几个顾命大臣。这些大臣是刘裕十几年中特别是在刘穆之死后，经过考验和比较，最后确立下来的。其成员是：
1．徐羡之：出身东海徐氏，虽非寒门，然上代无显官。据《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徐羡之曾祖徐褚，晋太子洗马(七品)；祖徐宁，晋吏部郎(六品)[51]；父祚之，上虞令(六品)[52]。徐羡之本人投奔刘裕前，官位低微[53]，按其门第，如无刘裕父子提拔，很难爬上司空、录尚书事等极品高位[54]。所以当宰相后仍被琅邪王氏视为“中才寒士”[55]；《宋书》本传也说他“起自布衣，又无术学”。均证明东海徐氏在东晋末大概只是高级士族中位望最差的家族，和第一流高门关系不深。再加上徐羡之早在刘裕未掌大权、同为桓修部下时即“深相亲结”；不但有才干，而且表现忠诚，所以刘裕北伐，能以他为太尉左司马，当刘穆之助手，刘穆之死后，又升为吏部尚书、丹阳尹“总知留任”。无疑，除开刘穆之，刘裕最信任的就是他。代晋后，刘裕“思佐命之功”，下诏封爵的第一名也是他。顾命大臣的首席自然也就非他莫属。
2．傅亮：出身北地傅氏，据《宋书》本传，高祖傅咸曾为西晋司隶校尉(三品)，官位不低，然至东晋，似乎没落[56]，直到父瑗方复得为小郡安成郡太守(五品)；本人“博涉经史，尤善文词”，然最高也只不过当了桓玄的秘书郎(六品)。所以琅邪王华轻之为“布衣诸生”[57]。而傅亮的族兄傅隆情况更糟，《宋书》本传记他“父、祖早亡”，似均未入仕；傅隆“少孤，……单贫”，于东晋末投刘裕部下孟昶前，竟年四十未得一官半职[58]。所有这些都证明北地傅氏这一支决非著名高门。再加上刘裕代晋前很长一段时期“表策文诰，皆亮辞也”；特别由于刘裕受禅前是他最先领会意图，衔命回建康，讽晋帝退位，促成此事的，在刘裕看来，这就使他的命运和新王朝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可以放心托以顾命大事。
3．檀道济：出身高平檀氏，上代无闻。从其从叔檀凭之起家骠骑行参军，兄韶“初辟本州从事”看，应是士族，而不是寒门[59]。然檀氏世代为将，和当时轻视武人的高门没有关系；且“合门从义”，很早就制造刘裕；檀道济又屡立大功，有卓越军事才能，“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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