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太尉后，由于“素不学”，“朝士有清望者”仍宁愿靠拢虽然地位低于刘裕刘裕而气质和他们接近一些的刘毅[30]。谢混与郗僧施便是最露骨的两个。谢混是谢安的孙子，郗僧施是郗鉴的曾孙，均出身第一流高门。《建康实录》卷十：刘裕拜太尉，谢混晚到，“衣冠倾纵，有傲慢之容。裕不平。乃谓曰：谢仆射(时混为尚书仆射)今日可谓傍若无人”。虽然谢混巧于言词，搪塞了过去，但轻视刘裕的态度十分明显。这和后来他被指控党附刘毅，“扇动内外，连谋万里”[31]，是完全一致的。至于郗僧施，他情愿放弃京都的三品要职丹阳尹不当，而外出给镇守江陵的刘毅当助手——四品的南蛮校尉[32]，无疑也是一种反对刘裕的姿态。
除开谢、郗，还必须提到谢方明与蔡廓。《南史·谢方明传》：“丹阳尹刘穆之权重当时，朝野辐凑，其不至者唯(谢)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混等诛后，方明、廓来往造穆之，穆之大悦。”这决非偶然。谢方明与谢混是堂兄弟，蔡廓出身济阳蔡氏，乃著名高门，而且与郗僧施可能是亲戚[33]，彼此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刘穆之为刘裕心腹(见下)，由于“权重”，辐凑于其门者固然有种种动机，并不意味真心支持刘裕[34]。然方明、廓和混、僧施一样拒绝造访，却只能理解为用另一种方式表示不合作[35]。二人没有公开投靠刘毅，所以在混等诛后能够见风使舵，转变态度，然究其动机，很可能出于害怕被视为混、僧施同伙而遭祸，不得不放下架子，勉强捧场，究竟其中有多少诚意，刘裕心里是不会不打上问号的。而这正是当时高门一般所采取的态度。《宋书·褚叔度传》：出身高门阳翟褚氏而忠心刘裕，“高祖以其名家，而能竭尽心力，甚嘉之”，下诏封爵食邑。这条材料就从另一角度证明，高门一般是采敷衍态度，不肯“竭尽心力”事奉刘裕的。
第二，如在曹魏之时，在“赘阉遗丑”与名门大族之间还有一个缩小差距，消弭界限的办法，这就是用高官厚禄收买。如曹氏对钟繇、陈群等，就是以三公、录尚书事等为钓饵，使之委诚效忠的。当时门阀制度尚在形成过程中，“冯藉世资，用相陵驾”的风气还不严重[36]，名门大族如果得不到象曹操这样的当权者之大力提拔，爬上高位也并非易事。然而东晋的高门却不同了，他们凭门第即可“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晋书·庾冰传》：出身高门颍川庾氏，自称“因循家宠，冠冕当世(得为宰相)”。《晋书·刘毅传》：谢安之孙谢混是“凭藉世资，超蒙殊遇(得为尚书仆射)”。这样，得到高官厚禄在他们心目中是理所当然的，毋须感激什么人。所以，刘裕掌大权以至代晋后，尽管对高级士族化了一番心血，极力拉拢，某种程度上也缩小了彼此差距，但除少数人外，仍换不来他们真心诚意的拥戴。再以陈郡谢氏的代表人物谢混为例，他在义熙六年(410)孟昶自杀，卢循兵逼建康时继昶为尚书左仆射[37]，无疑是刘裕表示对他的信任。后来谢景仁迁吏部尚书，“时从兄混为左仆射，依制不得相临。高祖(刘裕)启依……(琅邪王氏)前例，不解职”[38]。这又是对陈郡谢氏的特殊优待。《宋书·范泰传》：转度支尚书，“时仆射陈郡谢混后进知名，高祖尝从容问混：泰名辈可以比谁；对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为太常”。由此可以推测，关于人事任命，刘裕常征求他的意见。《南史·谢晦传》：尝与谢混同见刘裕，刘裕夸赞曰：“一时顿有两玉人耳。”然而对这些提拔、优待、信任、夸奖，谢混并不以为意，还是带着对刘裕的“傲慢之容”倒向刘毅一边去了。再如袁湛，据《宋书》本传，出身高门陈郡袁氏，刘裕先后任以吏部尚书、中书令、尚书右仆射、兼太尉等高官要职，可是义熙十二年北伐后秦时，他奉旨与兼司空范泰拜授刘裕九锡，随军至洛阳，“泰议受使未毕，不拜晋帝陵，湛独至五陵致敬，时人美之”。范泰主不拜晋陵，不能证明忠心刘裕，而袁湛致敬，又恰在授九锡之时，只能表示于晋室未能忘情，对刘裕想通过北伐为代晋造舆论是不利的。
大概由于以上分析的缘故吧，刘毅垮台之后，高级士族明白，在军事、政治上已不宜再公开对抗了，于是便转向文化素养方面打击刘裕。《南史·郑鲜之传》：刘裕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谈论，人皆依违不敢难。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与帝言，要须帝理屈，然后置之。帝有时惭恧变色……”。郑鲜之出身荥阳郑氏，虽然过江的这一支位望不太高，不能和留在北方的相比，但毕竟还得算高级士族[39]，他对刘裕附庸风雅毫不容情地揭露，正典型地反映了高级士族对刘裕“不学”之蔑视。只不过一般高门“依违不敢难”，而郑鲜之虽为刘毅之舅，却早年“尽心高祖”，有政治资本而已。就郑鲜之说，或许并非想以此从政治上打击刘裕，而是出于具有文化素养的高级士族对不学者附庸风雅的一种本能。然而在刘裕心目中，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