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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和曹氏关系极亲密的夏侯氏，如夏侯楙(曹操女婿)为安西将军，夏侯尚为征南将军，也都任都督，居方面。在京都，“都督中军宿卫禁兵”的则是曹操以来最受“爱待”、“亲近”的死党许褚[16]。这些又说明，曹丕代汉军事上也十分有把握。
在这种条件下，汉献帝几乎成了孤家寡人。据万斯同《历代史表》，到禅位时，献帝周围的三公九卿只设张音一人，政事已全归魏国诸臣。而张音的使命就是以太常行御史大夫的身份代表献帝“持节奉玺绶禅位”[17]。正如一年前陈群所说，这时的汉室，“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18]。正因如此，魏受汉禅后政局稳定，未爆发任何叛乱；孙权也“使命称藩”[19]。刘备虽然对抗，但他借机自立为帝，并不以复辟献帝为号召。整个形势既然如此，曹丕还有什么必要杀掉汉帝，而不是极力优待，甚至允许“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20]，使极少数站在汉室一边的人无话可说呢?
晋武代魏的条件更加优越。当时门阀制度虽已进一步发展，然司马氏本身就是河内大族，司马防仕汉至京兆尹，子朗仕汉为名刺史，懿仕魏至太傅、丞相、相国等，有足够的声望以代曹氏[21]。特别自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消灭曹爽，随后又相继平定了王凌、毌丘俭、诸葛诞等拥魏势力的反抗，曹魏君主“威权日去”，十分孤立。正如王经对高贵乡公所说，“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因此当高贵乡公率兵讨司马昭时，无异以卵击石，被轻易杀掉后还加上种种莫须有罪名，“废为庶人”[22]。正如后来吴国张悌所说：“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本根固矣，……奸计立矣。”[23]所谓奸计，便是指司马氏羽翼已丰，代魏只是时间问题。因而几年以后当代魏条件更加成熟时，晋武帝坚信自己统治之稳固，受禅后不但不杀魏帝，而且“比之山阳(汉帝)，班宠有加焉”（如允许“载天子旌旗，……礼乐制度皆如魏旧”等）[24]，也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刘裕代晋的情况却大不相同。
首先是东晋司马氏宗室还有一定力量。对他们，刘裕在代晋之前虽不断翦除，如公元415年打败荆州刺史司马休之等，但由于当时南北对峙，不少宗室逃亡北方，甚至降附北方政权，这就不能不对刘裕构成一定威胁。如司马休之败后与司马文思、道赐等逃亡后秦。姚兴任用休之等回过头来“侵扰襄阳”。后秦灭，休之等又投奔北魏。其中司马文思直到宋文帝时还在被北魏用来对抗南朝[25]。另一宗室司马楚之因躲避刘裕屠杀，“亡于汝颍之间。……规欲报复，收众聚长社，归之者常万余人。刘裕深惮之，遣刺客沐谦害楚之(未成)”。楚之后亦降北魏，并且同样被用来构成对刘宋威胁。所以崔浩曾说，宋帝最怕北魏发兵南下，“存立司马，诛除刘族”[26]。再如《资治通鉴》卷一一八元熙元年条：“时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马文荣者帅乞活千余户屯金墉城南。又有司马道恭自东垣帅三千人屯城西；司马顺明帅五千人屯陵云台”。所有这些，就不能不使刘裕顾虑，如果一旦这些宗室在北朝支持下打回来，晋恭帝只要活着，马上会被重新拥戴，复辟晋室，在长期的司马氏为正统的观念支配下，自己的宋朝就很被动了。
但刘裕顾虑晋恭帝可能复辟的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高级士族对他缺乏真诚的拥戴。固然，东晋末年之高级士族已日益无能和软弱，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和他们占据的要职不相称[27]，但他们毕竟文化水平高，并且积累了一定的管理国家的经验。刘裕很明白，自己手下军事人才济济，但自刘毅、诸葛长民变为敌对势力被消灭，何无忌、孟昶、刘穆之又先后死去，政治人才却十分缺乏，不拉拢高级士族，统治就很难巩固；特别是他们社会基础深厚，思想影响广泛，政治上的向背，对新朝的长治久安关系更大。然而由于以下原因，高级士族真心诚意合作者不多：
第一，东晋初年以来，和魏文、晋武之时有所不同，门阀制度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不仅士族、寒门界限森严，而且士族之间鸿沟也不浅。高级士族垄断军政大权，凌忽低级士族，把他们压抑在官吏下层，已成为一代之不成文法和风尚[28]。刘裕本人就有亲身经历。史称他早年家道中落，“仅识文字，以卖履为业，好樗蒲，为乡闾所贱”；“名微位薄，轻狡无行，盛流皆不与相知。……裕尝与刁逵(高门)樗蒲，不时输直，逵缚之马枊”[29]。一直到刘裕消灭桓玄，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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