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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名分。所以不如由自己事先杀掉，除去文帝心病。用谢晦的话就叫“不以贼遗君父”[89]。《南史·傅亮传》：少帝废，傅亮去江陵迎文帝，“及至都，徐羡之问帝可方谁?亮曰：‘晋文景以上人。’羡之曰：‘必能明我赤心’”。这里“明我赤心”大概涵义有二：一是废少帝、义真之动机在于挽救刘宋王朝；二是杀掉二人乃为了给你新皇帝除去祸害。
当然，徐羡之等在迎立文帝前后为了保住权位也作了另一手准备：
第一，在宋文帝到京前任命谢晦为荆州刺史、都督，“欲令居外为援，……精兵旧将，悉以配之”。同时檀道济仍镇广陵，与晦“各有强兵以制持朝廷；羡之、亮于中秉权，可得持久”[90]。
第二，文帝入京后，徐羡之要以宋文帝镇江陵时之主要心腹武将到彦之为雍州刺史，把他调开，“上不许，征为中领军，委以戎政”[91]。中领军统率皇帝的警卫部队。所以这一事件实际上是徐羡之等企图限制文帝力量，和文帝反限制的一场斗争。
第三，文帝即位后，按儒家经典，因刘裕丧事三年未满，大权仍交宰相徐羡之等掌握，实际上是为了稳住他们[92]。徐、傅也采取积极态度，元嘉二年，上表归政，“表三上，帝乃许之”。这是他俩企图表示自己并无野心，以求文帝宽恕，保住权位性命的一种手段。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了。第一流高门找到了赶走门第不高的徐羡之、傅亮，重新夺回刘裕平桓玄以来自己所丧失之大权的大好机会，是绝不会放弃的。《宋书·王华传》：与另一南土高门会稽孔宁子，原为宋文帝镇江陵时属官，“并有富贵之愿，自羡之等秉权，日夜构之于太祖。宁子尝东归，至金昌亭，……曰：此弑君亭（因徐羡之派人杀少帝于此），不可泊也。华每闲居讽詠，常诵王粲《登楼赋》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骋力。出入逢羡之等，每切齿愤咤，叹曰：当见太平时不?”反映二人不遗余力地在造舆论，陷害徐羡之等人。由于此故，卷末史臣曰：“元嘉初，诛灭宰相，盖王华、孔宁子力也。”但如果深入一分析，就会发现，王、孔二人出力固然不小，然绝非主要人物。真正出谋划策，起主要作用的是王弘、王首兄弟，特别是王弘。
前面讲过，刘裕对王弘并不信任，临危也不以他为顾命大臣，但琅邪王氏各支的潜势力和影响比较大，当时已在官的有王弘、昙首、华、琨、惠、球、敬弘、淮之等，见《南史》各传。所以徐羡之等欲行废黜少帝这一大事时，便对王氏作了一个妥协，召弘入京（时弘仍为江州刺史），“以废立之谋告之”[93]。加上檀道济，至少形式上由五人一起发动这次政变。当时王弘似乎并无任何异议，所以外人也以为“五人同功并位”[94]。这正是东晋以来第一流高门处理非常事变的一个特点。参与废立当然要冒极大风险，但少帝无能而徐羡之等掌握实权，成功的可能性大，这一份功劳何必推掉。何况如果拒绝或许立即会遭迫害。退一步讲，万一政变失败，主要风险也在徐羡之等人身上，自己只是附和者，罪责较轻；甚至还可用被胁迫参与为借口完全推卸责任。正因为王弘打着这一套如意算盘，所以后来当宋文帝的左右王昙首、王华陷害徐羡之等人时，他从其高门的本能出发，立即看风使舵，大概通过弟王昙首不但向文帝洗刷自己，而且可能还揭露了徐羡之等废立内幕，也许还包括原来五人商定如何对付文帝的策略（如以谢晦镇江陵，调开到彦之等）。由于史料阙如，以上所说当然只是一个推测，但绝非主观想象，是有以下蛛丝马迹为依据的：
第一，《通鉴》卷一二○元嘉二年条：文帝即位，徐羡之进位司徒，王弘进位司空，“弘自以始不预定策，不受司空，表让弥年，乃许之”。所谓不预定策，表面指不预迎立文帝之策，实际暗示不预杀少帝、义真之谋。王弘大概看到形势不妙，所以采用这一极其巧妙的推托罪责之法。后来谢晦在上文帝表辩解中攻击王弘说：“弘于永初之始，实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让，自谓任遇浮浅，进诬先皇委诚之寄，退长嫌隙异同之端”[95]。所谓元嘉之让，即指此“退长嫌隙异同之端”，倒确是事实。王弘正是在“任遇浮浅”的借口下，巧妙地把废少帝、义真之责全盘推给徐羡之等人。这是王弘与徐羡之等决裂，进而落井下石的第一步。
第二，《南史·檀道济传》：“素与王弘善，时(弘)被遇方深，道济弥相结附，每构羡之等，弘亦雅仗之。”据上下文时间就在王弘让司空的这一年。可见不但王弘本人落井下石，而且连檀道济也被他拉过去提供材料。檀是掌握军权的，檀被拉走，徐羡之等人的命运便已决定。只不过王、檀勾结很隐秘，外人不知道，所以后来少帝、义真一案公开，徐、傅被杀，一方面王华等人还坚持要杀檀道济；另一面谢晦在江陵上表，也以为他“不容独存”[96]。殊不知檀道济为保住权位，早已把他们出卖了。
第三，《宋书·王昙首传》：徐、傅、谢被杀后，“上欲封昙首等，……因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无复今日”。昙首推辞，事乃罢。所谓“卿兄弟”，当指王弘、王首和王华。有三个根据。首先，《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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