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是唐朝最輝煌的佛寺道觀所在，但豐富多彩的佛教、道教研究論著中，大多數是有關宗派和人物的研究，很少涉及他們所住或所學的寺院。長安的佛寺道觀既是名僧高道的修習講學之地，也是皇家、貴族、官僚、百姓供養的對象，它們和世俗社會有着密切的關係。我們注意到，唐朝前期的幾個皇帝，都和某所大的寺院有着密切的聯繫，這些寺院有的是他原來的本宅，像唐中宗和薦福寺的關係就是這樣的非同一般[24]。即使是保存下來的材料十分稀少的祆教神祠，如果匯集各地祆祠的有關記載，我們也可以觀察到長安祆祠的社會功能[25]。對於長安各種宗教寺宇及其相關人物的研究，必將加深我們對唐朝宗教、信仰以及宗教社會史的認識。

    長安的研究充滿了魅力，長安的研究也是頗有收益的。我們的讀書班雖然還沒有結束，但已經陸續産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上面提到了從我們的研究視角出發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我們編輯這卷以“長安：社會生活空間與制度運作舞臺”爲題的研究專輯，爲的就是集中展示長安研究的成果，我們邀請了妹尾達彥、齊東方教授賜以專文，並匯集相關的一些研究成果，如關於祭祀、臺閣、陵墓的研究，我想這必將大大豐富人們對長安社會、文化的認識，推進唐代歷史的研究。

    最後應當說明的是，我所主持的“《兩京新記》讀書班”的研究工作，得到北京大學“盛唐研究”計劃的資助，並得到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大力支持，沒有這裏的豐富藏書，也就無法開展這項研究工作。在編輯這卷研究專輯的過程中，得到雷聞博士和王靜、畢波两位同學的大力幫助，朱玉麒教授在北大歷史系做博士後研究期間，也積極參與此項研究，他也爲本卷的編輯出了力，在此我一併表示衷心感謝。

[1]以下爲行文方便，以長安城統稱隋大興城和唐長安城。

[2]周叔迦《訂正〈兩京新記〉》，原載《服部先生古稀祝賀紀念論文集》，1936年，503-521頁；收入《周叔迦佛學論著集》下集，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953—968頁；岑仲勉《兩京新記卷三殘卷復原》，《史語所集刊》第9本，1947年，545—580頁；收入《岑仲勉史學論文集》，中華書局，1990年；福山敏男《校注兩京新記卷第三及び解説》，《美術研究》第170號，1953年，31-66頁；收入《福山敏男著作集》之六《中國建築と金石文の研究》，105—184頁；平岡武夫《唐代長安和洛陽·資料篇》序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30頁；陳尚君《晏殊〈類要〉研究》，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文化的饋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學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23-336頁。

[3]主要成果有張忱石《唐兩京坊宅補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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