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從政治人物的住宅和宮室的變遷，重新審視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

過去研究發生在首都長安的政治事件的論著，很少注意事情發生的地點和與事件相關的人物所處的地理位置，陳寅恪先生曾強調玄武門的地理位置及其地勢高低在玄武門之變中的重要性，是關注地理因素在政治事件中所起作用的少有的做法。其實，不論是玄武門之變還是唐朝前期歷次宮廷革命，皇帝和爭奪皇位的雙方所處的地點，都是取勝與否的重要因素[17]。而仔細分析從武則天到唐玄宗時期的爭奪皇權的鬥爭各方所居住的地點，可以清楚地看出李氏家族和武、韋集團成員，是涇渭分明地分別住在宮城和皇城東西的大坊中的[18]。而唐玄宗以後不再發生皇子爭奪政權的流血事件，和玄宗把皇子集中到長安城東北角的十六宅加以集中管理有密切關係[19]。

唐朝中央的職官設置和運作，更是與相關職官的衙署密切聯繫在一起。開元時玄宗聽政於興慶宮，天寶以後諸帝轉移到大明宮起居，都對唐朝中央官僚體制和權力結構産生重大影響[20]，其中內侍省從太極宮掖庭西南角隅之地，遷徙到大明宮右銀台門內唐朝中樞神經的核心地帶，爲中晚唐宦官專權創造了有利的地理空間[21]。從政治人物的活動地點和一些重要的官府所在地，可以更加清楚地認識唐朝政治史的演進和政治制度的發展變化。

3．走向社會史，對於長安進行不同社區的區分並分析研究。

    前人已經總結出長安城內坊里“東貴西富、南虛北實”的特徵，妹尾達彥先生對於唐朝官人從西街向東街的遷徙走向做過詳細的研究，給我們以許多啓發。長安是當時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大都會，其城內範圍之廣闊，其與城外別墅、山林、寺院的廣泛聯繫，構成長安城內外的不同區域特色，從社會史的角度來探討長安城內城外這些不同區域的特點，將會使我們更加仔細地觀察到長安社會的一些細部，同時也可以揭示出長安社會的一些變化情形。由於吐魯番文書中幸存下來唐朝前期新昌坊當鋪的文書，對比唐後期文人官僚的相關記載，我們可以細微地觀察到唐代前後期新昌坊的人文和自然景觀的變化[22]。而條理分析終南山與長安城千絲萬縷的關係，可以讓我們看到長安社會的一個重要側面[23]。

4．找回《兩京新記》的故事，追索唐朝長安居民的宗教、信仰以及神靈世界。

從目前保存下來的《兩京新記》卷三的抄本和《太平廣記》保存的一些佚文來看，《兩京新記》區別於《長安志》以下記載長安坊里的著作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伴隨着一些著名的建築物，不論是貴族百姓的住宅，還是官衙或寺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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