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法制史，以往學者較少從法制史的角度，尤其是法律程序的層面來關注制度問題，同時對於立法和司法的個案研究，尤其是某項專門法的立法和司法研究並不充分。筆者認爲，梳理政治制度的法律程序有利於加深對制度本體的認識。與已往學者更重視歷時性變遷的研究相比，拙稿更加重視唐代外官考課制度的結構與功能，時間因素固然是歷史學的要素，但對於結構和功能缺少必要的瞭解，其歷時性的研究就難免落空。同時，研究制度的立法過程，就其實施過程中的調試評價它的可操作性等，也是法制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故這種交叉研究或許可以作爲政治制度史和法制史的一種新嘗試。
注釋
[[1]] 宿志丕《唐代官吏考課制度》，《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1期，61-66,71頁。
[[2]] 鄧小南《課績與考察——唐代文官考核制度發展趨勢初探》，《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295-324頁。
[[3]] 李方《唐代考課制度拾遺——敦煌吐魯番考課文書考釋》，《’98法门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557-568頁。
[[4]] 王勳成《唐代銓選與文學》，中華書局，2001年，81－101頁。
[[5]]《唐六典》卷二《吏部考功郎中》，中華書局，1992年，41－42頁。
[[6]] 仁井田陞《唐令拾遺》，東京大學出版會，1933年，327頁；池田溫編集代表《唐令拾遺補》，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年，592頁。
[[7]] 李方學長將《唐六典》“應考之人”和吐魯番文書“應入考者”聯繫起來是正確的，但是缺少進一步的解釋。見前引李方文562頁。
[[8]]《唐六典》卷二，42頁。又《令集解》卷二一《考課令》作“不满二百卌日”，下冊，85頁。
[[9]]《唐令拾遺》，345頁。並參王勳成前引書，93頁。
[[10]]《令集解》卷二十《考課令》，下冊81頁。又《令集解》卷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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