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附於考課，以爲褒貶。若善惡尤殊者，隨即奏聞。”[[61]]朝集使不僅要熟知考簿的內容，即“所部之內見任及解代”的情況[[62]]，以及所部官人“在任以來，年別狀迹”，也須對所部官人考第的評定負有和長官一樣責任[[63]]，《令集解·考課令》“官人景迹”條注云：“長官所考合理，而朝集使不能辨答，仍降朝集使考；若長官所考乖理，而朝集使亦不能辨答，惟降長官考。爲降所由官人考故也。”[[64]]這樣就明確了校考的州郡長官和辨答的朝集使之間的責任分工。其次，唐令規定，外官有多項內容須上報中央，錄送考司（吏部考功郎中），作爲考課之憑，校考使便依據這些報告來核實外官考課的等第。如《考課令》云：“諸每年尚書省諸司得州牧刺史、縣令政有殊功異行及祥瑞災蝗、户口賦役增減、當界豐儉、盜賊多少，並錄送考司。”[[65]]又，《唐六典》云：“凡天下制敕、計奏之數，省符、宣告之節，率以歲終爲斷。京師諸司，皆以四月一日納於都省。其天下諸州，則本司推校以授勾官，勾官審之，連署封印，附計帳使納於都省。常以六月一日都事集諸司令史對覆，若有隱漏、不同，皆附考課焉。”[[66]]日本《令集解·考課令》“內外官”條注引用多條令文，涉及州縣上報附考的規定，對於我們瞭解唐代外官考課的憑驗極有幫助，故不憚其煩，具引於下：
《捕亡令》“追捕罪人”條云：其得賊不得賊，國郡、軍團皆附考。私案，注考狀耳。《獄令》“國斷罪應申覆”條云：若理狀已盡可斷決，而使人不斷，妄生節目盤退者，國司以狀申官，附使人考。又云：覆囚使人至日，先檢行獄囚枷杻鋪席及疾病糧餉之事，有不如法者，亦以狀申附考。《學令》云：國郡司有解經義者，即令兼加教授，若訓導有成即宜進考。《田令》“官田應役丁”條：其田司年別相替，年終省校量收穫多少，附考褒貶。私案：宮內合昇降也。《公式令》“奉詔敕及事經奏聞雖已施行”條云：若軍機要速不可停廢者，且行且奏。即執奏合理者，量事進考，知而不奏，及奏不合理者，亦量事貶降。如此之類，受事之官送式兵部，令昇降之耳。[[67]]
這些條款雖然僅存於日本令中，但也可以在唐史文獻中找到對應的內容。如《獄令》兩條，與《唐六典》所引《獄官令》相似[[68]]。又《唐六典》卷六《尚書刑部》“刑部郎中、員外郎”條注云：“〔禁囚〕斷決訖，各依本犯具發處日、月別，總作一帳，附朝集使申刑部。”筆者推測，這份各州的禁囚總帳除上報刑部復覈和備案之用外，應該還有作爲各州司法方面考課憑驗的用途。因爲平反冤獄要作爲重要政績記入考狀，並有獲得殊考的獎勵；同樣，鑄成冤案的官人也要接受附殿降考的處罰。大中六年考功奏議中詳細記載了這兩類情形的考課獎懲辦法，可作證據[[69]]。再，唐代還不斷以制敕形式立法，建立外官課績監督和上報的渠道。如：
大和四年九月，御史臺奏：“諸司諸使及諸州府縣並監院等，公事申牒臣當臺，各令遵守時限。……比來行牒，有累月不申，兼頻牒不報者，遂使刑獄淹恤，懼涉慢官。……臣等今勘責，各得遠近程限，及往復日數。限外經十日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等各罰三十直；如兩度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罰五十直；如三度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罰一百直。如涉情故違敕限者，本判官勾官牒考功書下考。”[[70]]
筆者認爲諸司諸使及諸州府縣並監院向御史臺申報公事，本身或許就有作爲考課憑驗的意義；如果所由呈報稽遲或不報，都以降考懲罰。另外，諸內外官如有罪行，有司文案亦可成爲考課之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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