遞交考狀之後則爲評定考第，對衆宣讀。據《考課令》規定，“諸內外文武官九品以上，每年當司長官考其屬官應考者，皆具錄一年功過行能，對衆讀，議其優劣，定九等考第”，以示考課過程之公正公開。既然州校考時需要對衆宣讀所屬官人的考狀和考第，那麽按理外縣官吏須到州府聽候對讀[[29]]。吐魯番出土文書《武周西州被功曹牒狀稿爲勘當州官人破除、見在事》就反映了外縣官人集赴州治聽讀考狀的情形：其略云：“每縣留新任官人守縣，餘並集州，不得浪有破注。”[[30]]這件文書雖沒有明確指出各縣官人是因考課而集赴州府，但皆符合《考課令》的條款。“留新任官人守縣，餘並集州”顯然體現了《考課令》釐務不滿一定天數的新任官人不在校考之限的規定。“餘並集州，不得浪有破注”則與《考課令》“對衆讀，議其優劣，定九等考第”的追求公開、公正的精神相符[[31]]。但晚唐可能爲了避免外縣官人往來煩擾，故改爲外縣官之考狀下發各縣，在本縣宣讀，外縣官人不必到州府集中聽讀了[[32]]。而且晚唐時公佈考第的令文逐漸喪失了效力，州縣長官在考課中總是以自己的意志爲主，往往不願接受公議的約束，於是常常隱匿考狀，不予公佈，取消對衆議定考第的法律程序，這顯然破壞了考課的公開性和公正性。宣宗大中（852）六年七月吏部考功司指出這種現象：“近年諸州府及百司官長所書考第，寮屬並不得知，昇黜之間，莫辨當否”，並重申：“自今已後，書考後但請勒名牒於本司本州，懸於本司本州之門三日，其外縣官則當日下縣。”[[33]]這項規定起於何時還難以確定，其下文曰 “前件事條等，或出於令文，或附以近敕”，故知此奏議乃重申舊制，非始於大中六年也。
州校考中，刺史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所屬州縣岳瀆關津屬官的考詞皆由刺史執筆，考第都由刺史確定[[34]]。這就是《令集解》所說的“長官取筆定上中下等”[[35]]。《太平廣記》記錄了一個生動的故事，可見刺史所定考詞、考第對於官吏仕途的影響：
唐貞觀中，桂陽令阮嵩妻閻氏極妒。嵩在廳會客飲，召女奴歌。閻批發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諸客驚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狽而奔。刺史崔邈爲嵩作考詞云：“婦強夫弱，內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下〕。省符：解現任。”[[36]]
《考課令》云：“若私罪下中已下，公罪下下，並解現任，奪當年祿，不追告身，周年聽依本品敘。”[[37]]《考課令》又云：“凡內外官人，准考應解官者，即不合釐事，待符報即解。”[[38]]故由尚書都省下符，免其官職。阮嵩雖所犯非罪，但依令考下下亦須解官。這是因爲《考課令》賦予考官法律條款之外的裁處權。《考課令》敍述善最與考課等第的關係之後說到：“若於善最之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殿，而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時量定。”[[39]]當然，這是賦予省校考官的權力，而我們從這個事例中看到刺史也一定程度上擁有這樣的權力。阮嵩顯然適用“雖不成殿，而情狀可責”的條款，於是貶爲下下考。所以刺史在州校考的程序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都督、刺史不定自身考第，亦無考詞。《令集解》云：“凡注考官人不定自身考第，具錄善最功過，申送管司，若無管司，申送於官，即式、兵部校定也。”[[40]]《六典》亦云：“其都督、刺史既無考詞，每使狀有一清字，亦准任數爲等第。”都督、刺史雖無考詞，卻也有記錄當年政績的考狀。因爲考狀是本自身所寫，故內容難免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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