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有勾檢之權的錄事參軍也有重要作用。《大唐新語·剛正篇》云：

〔李〕祥解褐鹽亭尉，因校考爲錄事參軍所擠排。祥趨入，謂刺史曰：“錄事恃糾曹之權，當要居之地，爲其妄褒貶耳。使祥秉筆，頗亦有詞。”刺史曰：“公試論錄事狀。”遂援筆曰：“怯斷大案，好勾小稽。隱自不清，疑他總濁。階前兩競，鬥困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因爲谭笑之最。^[[42]^]

因錄事參軍掌勾檢權，縣司屬官的行政效率高下全由他評定，故能州校考時起重要作用。從李祥的事例中，錄事參軍能夠排擠李祥，這已說明他在考課中的作用。且李祥爲錄事參軍所寫的考詞中涉及四項職能，即勾檢、考課、訴訟、刑獄，考課居其一。因錄事參軍與州縣長官是同署之官，故對於呈報中央的考簿負有連帶責任。

《考課令》曰“諸官人景迹功過應附考者，皆須實錄”^[[43]^]，但某些官人爲了突出自己的課績，總是虛報或重報課績。大和三年（829）中書門下奏略云：“近日人多干競，迹罕貞修。亦有粗因勞績，已授官榮，及居今任，別無課效，唯引向前事狀，祇希更與遷昇。”^[[44]^]大中六年考功奏亦云：“近日諸州府所申奏錄考績，至兩考三考以後，皆重錄從前功課申省，以冀褒昇。”鑒於州縣長官自錄課績、张皇其事的狀況，大中六年七月考功奏曰：“刺史、縣令，至於賦稅畢集，判斷不滯，戶口無逃散，田畝守常額，差科均平，廨宇修飾，館驛如法，道路開通，如此之類，皆是尋常職分，不合計課。自今後，但云所勾當常行公事，並無敗闕，即得准職分無失。及開田招户，辨獄雪冤，及新置之事，則任錄其事由申上，亦須簡要。”^[[45]^]

考狀經長官注考正之最，由朝集使向尚書都省呈報，亦可稱爲考解。“〔大中〕六年七月，考功奏：……近日諸州府所申考解，皆不指言善最，或漫稱考秩，或廣說在門資，既乖令文，實爲繁弊。自今已後，如有此色，並請准令降其考第。”解是唐代的一種公文形式，而考解則是州司將考簿解上尚書都省的公文書。解雖不見於敦煌出土的《開元公式令》，也不見於《唐六典》所記的諸司公文之制^[[46]^]，但仁井田陞先生已經根據日唐兩國史料肯定了“解”這種公文形式的存在。《令集解》、《令義解》的《公式令》中都有“解式”，並且說明“八省以下內外諸司上太政官及所管並爲解”，對應唐代的官制應爲尚書省以外諸司（如九寺、御史臺等）及外官（如各州縣、軍府）上尚書省或相關主管機構的文書爲解。一方面我們可以由《令集解》引《唐令》得知“尚書省內上諸司爲刺”^[[47]]，將同爲上行文書的解與刺的用途區分開來，另一方面我們又可以由敦煌出土《開元公式令》得知“凡應爲解向上者，上官向下皆爲符” ^[[48]]，將解和符的上行、下達功能對應起來。仁井田陞先生還舉出《唐律疏議·職制律》中符、移、關、解、刺、牒並列的證據，指出《唐六典》敍述上行文書缺失之處^[[49]^]。可以補充的是，《公式令》還記載了諸州使人送解的程限^[[50]^]，解的存在就無庸置疑了。考課文書的遞送就是採用解的形式，《令集解·考課令》“考文申送太政官”條注曰“穴云：‘申太政官，未知爲謹解，爲當爲以解？’答：‘作謹解耳。私案，至《公式令》可定。’……讚曰：‘問：作考文之事何？答：作謹解，爲申官故也。額云：寮司考文，合解爲之，被省押署故也。”^[[51]^]這裏的“謹解”恰與《公式令》解式的格式用語完全一致。另外，唐《公式令》云：“諸州使人送解至京，二十條已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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