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 对造成“藩镇问题”的原因，学术界曾经有过讨论。其中，从士兵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利益着眼进行的讨论最具启发。较早注意骄兵与“藩镇割据”之间关係的是胡如雷先生，他认为唐五代职业兵之所以会反对节度使或为节度使用来反对中央，其原因在於国家供给的是士兵本人，其家口不在供给之列（《唐五代时期的骄兵与藩镇》，刊《光明日报》1963年7月3日史学版）。这种认识，要比其同时代人从“庄园经济”等着眼所进行的分析合理得多。但士兵家口实际上也可得到供给，参张国刚《唐代健儿制度考》第三节“健儿的待遇与家口粮问题”，见其《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杨志玖先生也认为由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充任的职业雇佣兵是“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是军士支配藩镇而不是相反（《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刊《历史教学》1980年6期）。张国刚先生又进一步进行了论证，认为士兵之所以要“割据”，是为了与中央瓜分财政收入，与军费开支地方化密切相关（《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见其《唐代藩镇研究》第4篇；《唐代藩镇的动乱特点》，同上书第6篇）。按，由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来组成军队，并非只有唐朝；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瓜分财政），更是通例。为什麽唐後期的军人可以实现其对政治的控制和对经济的瓜分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93] 《通鑑》卷二二二广德元年六月庚寅，15册7144页。

[94] 《旧唐书·哥舒翰传》，翰投军河西，“节度使王忠嗣补为衙将”（10册3212页）。《通鑑》卷二一七至德元载正月丙辰，濮阳客尚衡起兵讨禄山，“以郡人王栖曜为衙前总管”（15册6051页）。虽是民间起兵，但其设官分职，恐要照当时官方职位来设。《通鑑考異》在叙述至德元载对安史叛军的抵抗时，曾引杜牧《张保皋传》、《幸蜀记》。这两部书中曾言及“牙门都将”（《通鑑》，15册6953页）、衙前总管（《通鑑》15册6967页）。但安史乱前的军将很少从衙将迁升者，这与安史乱後的情况迥然不同，说明当时衙军在军队中的地位尚不重要。

[95] 《唐会要》卷七八“採访处置使”所载天宝九载三月敕，下册1420页。

[96] 关于节度使与观察使之间的区别，参本书第  篇“中央对藩镇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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