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重正，稍加提舉，漸止澆訛。宜令御史臺，凡關舊例，並須舉行，如不稟承，當行朝典。”時盧文紀初拜中丞，領事于御史府，諸道進奏官來賀，文紀曰：“事例如何？”臺吏喬德威等言：“朝廷在長安日，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吏見長官之禮。及梁氏將革命，本朝微弱，諸藩強據，人主大臣姑息邸吏，時中丞上事，邸吏雖至，皆於客次傳語，竟不相見。自經兵亂，便以爲常。”文紀令臺吏諭以舊儀相見，據案端簡，通名贊拜。邸吏輩既出，怒不自勝，相率於合門求見，騰口喧訴。明宗謂趙鳳曰：“進奏官比外何官？”鳳對曰：“府縣發遞祗候之流也。”明宗曰：“乃吏役耳，安得慢吾法官。”乃下此詔。
以上事件，說明由於唐末朝廷微弱，姑息藩鎮，進奏院邸吏臺參已是虛應故事。但“御史臺是大朝執憲之司”，“藩侯尚展於公參，邸吏豈宜於抗禮”仍是一個基本原則。前揭《五代會要》卷一七《御史臺》奏天成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御史臺奏當因此事而起。其中“藩侯尚展於公參”一語尤說明當時節度使對御史中丞的臺參還是要實行，而御史臺之對外監察權也還是被強調的，只是其實行在中央集權相對弱化的情況下被打了折扣。
綜括上述，對唐朝的上事儀特別是尚書僕射上事儀作了討論。本文認爲，尚書僕射和中書門下的宰相、御史臺長大夫中丞一樣，作爲唐朝中樞核心部門的長官都有過政治地位和禮儀地位極爲榮耀輝煌的時期，但是在唐後期他們的位望權威都受到影響和挑戰，並使實行對象和禮儀本身的執行與否發生變化。其中尚書僕射上事禮儀的升降更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僕射作爲唐初宰相和百官“端揆”的職權地位下降雖然是導致其禮儀地位下降的總體原因，但僕射受四品官拜的上事儀在安史亂後實行既主要出自對武將的褒崇和安撫，而圍繞此儀的多次爭論和反覆也反映了朝廷一方面照顧藩鎮情緒，一方面又需加強中央集權的矛盾。特別是御史臺的對內對外監察和臺參制度的實行，提高了御史臺長官的地位和職權，造成了御史中丞對僕射上事儀不滿，並最終推翻此儀。因此唐朝的官員禮儀變化本身也是唐後期中央和地方關係發展的産物。禮儀關係作爲政治關係的一部分，在尚書僕射上事的問題上又一次得到了集中的體現。
[①]嚴耕望《唐史研究叢稿》，新亞研究所，1969年，第11—15頁。
[②]《大唐開元禮》卷一二六，民族出版社影印洪氏公善堂本，第600—601頁。
[③]《通典》卷一五，中華書局點校本，1988年版，第359頁。
[④]《大唐開元禮》卷一○八《臨軒冊命諸王大臣》、《朝堂冊命諸臣》，第507—508頁。
[⑤]《唐令拾遺·儀制令第十八》，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刊，第490—491頁。
[⑥]《舊唐書》卷一六八、一六九，中華書局標點本，第4391、4407頁。
[⑦]《舊五代史》卷七八，中華書局標點本，第1029頁。
[⑧]《唐國史補》卷下，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49頁。
[⑨]《太平廣記》卷二四○，中華書局標點本，第1857頁。
[⑩]《白氏長慶集》卷四，四部叢刊本。並參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五章《新樂府》，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265—267頁。
[11]分見《張司業集》卷二，卷五；四部叢刊本。
[12]《旧唐书》卷一九○下《文苑·薛逢传》，第5080页。
[13]《文苑英華》卷六九三，中華書局影印本，第3569—3570頁。
[14]参见王静《唐代长安新昌坊的变迁——长安社会史研究之一》，《唐研究》第七卷，2001年，第233—243页。
[15]《唐會要》卷五七，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第991頁。
[16]《唐六典》卷一《尚書都省》，中華書局標點本，第6—7頁。
[17]《新唐書》卷六二《宰相表中》，中華書局標點本，第1687—1688頁；並參嚴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二《通表上·仆丞》、卷六《輯考一下·右仆》，中華書局，1986年，第42—43頁、370—371頁。
[18]《文苑英華》卷一六八，中華書局影印本，第809—810頁。
[19]任爽《唐代礼制研究》下编第八章《唐代的礼制与政治》之二《官僚体制的完善》，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1—241页；引文见第238页。
[20]參見嚴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六《輯考一下·右仆》，第3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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