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肅、杜悰、于琮以及李夷簡、裴度、王播、牛僧儒、竇易直、路隋、崔龜從、崔鉉、徐商、王鐸、劉鄴、張濬、徐彥若、王搏、裴樞、獨孤損等也都自宰相出爲檢校左（右）僕射充節度使或兼帶平章事[30]。這種情況，文宗以後尤甚，表明任職者的身份已有變化，至少僕射作爲宰相重臣的兼官或遷降之間的回翔散地，就名義而言基本上已回歸百僚師長的位置——這一點，顯然是寶曆中李絳與大和中竇易直恢復僕射上事儀的基礎。
不僅如此，相對安史亂後以僕射的上事儀褒崇武人，文宗時對僕射上事儀的恢復顯然還另有深意。因爲朝廷正授的僕射雖然一般不再由武人擔任，但如作爲檢校官，則不僅宰相文臣出鎮可以帶之，且武人出身的節度使積功也可加至僕射，這種情況唐後期始終沒有改變。權德輿《南川郡王劉公（昌）紀功碑銘》稱劉昌遷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節度使後，“於是建長利，規遠略，程日力，興人徒，西城平涼，開地二百里，據彈箏峽之險；北城保定，深入百餘里，扞青石嶺之固；凡七城二堡，有堅甲利刃”，使得“東諸侯勤王之師，得以寧宇”；加上墾田闢野，耕戰兼顧，所以“（貞元）十二年，就加尚書右僕射”[31]。白居易《與（邠寧節度使）高固詔》稱：“以卿一從軍旅，多在邊陲，歲月積深，勤勞滋久……今授卿檢校尚書右僕射、御史大夫，兼右羽林軍統軍；以端揆之重，兼環衛之帥，遂卿望闕之戀，表朕念功之心。”[32]元載《加陳楚檢校左僕射制》謂義武軍節度使陳楚，“總齊義武，於今六年，以兩軍之賦輿，備三軍之供費，民不勞耗，而兵能繕完，政有經矣。今遼陽、冀分，紛亂交虐，楚實間居於此，其勤可知……可檢校左僕射。”[33]都是檢校僕射之職可積功積勞得之的範例。
另外僕射在很長時間中仍是朝廷授給武人藩鎮的重銜。《冊府元龜》卷三七四《將帥部·忠五》載振武節度使范希朝“貞元末累表請修覲。時節將不以他故自述職者，惟希朝一人。德宗大悅，既至，拜檢校右僕射兼右金吾衛大將軍。”同書卷三二三《宰輔部·機略》記穆宗因宰臣延英奏事，顧問裴度藩鎮事：“帝因問之，且曰：‘劉悟負我，我以僕射寵之，近又賜絹五萬匹。不思報效，翻縱軍衆，淩辱軍師，我實難奈此事。’”按劉悟元和末因擒斬李師道擢授檢校工部尚書、義成軍節度使，“十五年正月入覲，又加檢校兵部尚書……穆宗即位，以恩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34]所說“寵之”及“以恩例遷”表明不是一般。
而藩鎮對於節度使是不是加官爲僕射也極爲重視。《舊唐書》卷一八○《楊志誠傳》：
（大和）七年，轉檢校吏部尚書。詔下，進奏官徐迪詣中書白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廷體位，只知自尚書改僕射爲遷，何知工部轉吏部爲美？且軍士盛飾以待新恩，一旦復爲尚書，軍中必慚。今中使往彼，其勢恐不得出。”及使至，其傔奔還，奏曰：“楊志誠怒不得僕射，三軍亦有怨言。春衣使魏寶義、兼他使焦奉鸞尹士恭，並爲志誠縶留矣。”志誠遣將王文穎謝恩，並讓官，復賜官告批答，文穎不受而歸。朝廷納裴度言，務以含垢，下詔諭之，因再遣使加尚書右僕射。
按此事也見於《冊府元龜》卷一七七《帝王部·姑息》，時楊志誠爲幽州兵馬使攆走節度使史載義，朝廷以其爲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掌幽州。唐朝尚書六部吏部爲前行，工部爲後行，從後行提到前行本來已是升，但由於從檢校工部尚書提爲吏部尚書不滿其意，朝廷怕釀成禍亂，只得再授尚書僕射。其中徐迪關於軍中“只知自尚書改僕射爲遷，何知工部轉吏部爲美”一語道盡了藩鎮重僕射輕尚書的心理。
藩鎮爲何重僕射輕尚書呢？原來，從唐後期武職加銜的制度看，從二品的僕射是藩鎮長官節度觀察使所帶朝銜中較高和較關鍵的一級。安史之亂以前，雖有宰相、親王遙領節度使的情況，但一般節度使初任帶中丞銜較多，資深者才兼御史大夫，至加尚書九卿、諸衛大將軍銜。如高仙芝、封常清初任安西四鎮節度使都是御史中丞，立功後才有兼或攝御史大夫的職位。王忠嗣領河西、隴右、朔方、河東，“佩四將印，控制萬里”，不過遷鴻臚卿，加金紫光祿大夫（三品）[35]。但亂後等級不斷提高，也形成了比較有規律的升遷次序。
《冊府元龜》卷一七六《帝王部·姑息一》記德宗貞元十二年二月對於節度使普加官銜，其中除了王武俊、渾瑊是帶檢校三公（太尉、司徒）兼中書令、侍中等官外，嚴振（震）、田緒、劉濟、韋臯都是自檢校左、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加同平章事；曲環、杜佑、張獻甫、李復（以上左），樊澤、劉昌、邢君牙、韓全義、李師古、王叔邕、吳少誠、張建封（以上右）是由檢校諸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升爲左、右僕射；范希朝、王栖曜、韓潭（以上禮部）、裴胄、李萬榮、王虔休、王緯、李說（以上工部）是由兼御史大夫升爲檢校禮部、工部尚書；兼御史中丞李欒、皇甫政、劉瓚、何士幹等爲檢校御史大夫[36]。由是可知，節度使兼檢校官第一等爲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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